【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11月06日讯】这里，老樵不以“封建时代”、“国民党时代”作任何类比、比较，只说所谓“新中国”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农民最宽松的感觉是“土改”之后极为短暂的一段时间。以我本人的祖父、祖母为例：两个老人分得一间茅屋三亩土地，一年之间，种两季庄稼，小麦、豌豆、红薯、高粱各色粮食。除去缴纳公粮的部分，总的收入足够两位老人食用。老人住在集市上，逢集的时候做点小生意，赚点零花钱，买油盐、制衣服，基本足用。我的姑母家夫妻二人都是劳动能手，1954年姑父到我家来，得意地说：“这喒子各家的粮食都吃不掉！”
如果这种局面再能维持十年八年，新的政府也就做到了“与民休息”，让老百姓好好地获得了喘息，后来的灾难也就可以幸免了。然而，宽松的日子仅仅过了两年，毛泽东便有了新的花招：1955年搞初级社，1956年搞高级社。说的是自愿入社，但是谁不入社就斗争谁，甚至被捆绑吊打。社会上公然流传“单干、单干，不是地主就是坏蛋！”的口号，小学的教科书里列入了批斗单干分子的文章：“入社好像吃了亏，穷人沾了你的光……手拍胸膛想一想，难道人心喂了狼？”小学生当快板书背诵。在我后来插队的那个村子，一个叫薛宜龙的农民因为坚决不入社而被捆绑吊打，打得大小便失禁。
高级社把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全部收去，接着上升为“人民公社”（骨子里是招搬苏联“集体农庄”那一套），搞生产队建制，农民全部变成了“社员”。生产队不光进行农事活动，而且还得积极响应所有的政治运动。开会（搞阶级斗争）、学习（贯彻“三面红旗”）、除四害（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大炼钢铁（各家把铁锅捐出做炼铁的原料，把木器家具捐出炼铁的燃材），说一声就必须参加。农民被剥夺了土地，一切都得听公家的，接着是禁止农民家里存放粮食以及其他一切可食之物，实行食堂就餐制，于是实现了百分之百的有效控制。
“大跃进”的胡乱折腾严重糟蹋了国力、民力，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广大农民成为第一受害群体。接着是“浮夸风”引发高征购，高征购使得“人民公社”粮库为空，生产队食堂断炊。很多地区群众严重乏食，于是就造成了惨烈的大饥馑。彭德怀说：“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毛泽东于之针锋相对，唱出了“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高调子。然而，这种气冲斗牛的豪情却丝毫不能掩盖“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烈后果。
老樵插队的这个村子，位于俗称“天下粮仓”的古淮南国寿春地区，盛产稻米。因有勺陂水利之便，历史上无论旱涝之年，向来五谷丰登。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和毛泽东的高征购政策，同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全村原有170多口人，1960年饿死了30多人，1961年打“响洪甸”水库坝子又累死了30多人，减到90多口人，直到1968年才增加到100来人。队长王西山家9口人饿死了6口，老婆跑掉了，只剩下他和儿子。
安徽北部淮河流域中段，自古以来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却成了全国最严重灾区之一。定远、怀远、凤阳、长丰诸县，人口损失近半。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永不消停的折腾，农民的生活状况一直非常悲苦，在“解放”20年后没有明显的改观。老樵的老家颍上县农村以及“上山下乡”所在地寿县农村，私人没有一家建新房，公家没有修过一条路，到70年代中期，才有人用土坯建房，公家修公路没有钱，竟叫农民捐砂礓、无偿出工。发布票，农村人比城市人少几尺。很多农民实际买不起布，成年人终年衣衫褴褛，小孩子长到十来岁光着屁股。粮食总是不够吃，人们总是忍饥挨饿、“糠菜半年粮”。
生产队从来没有积累资金。我插队的这个村自“土改”以后没有增加任何一件农具，耕牛头数逐年减少，田间操作有时用人犁地，运输收获的农作物及运送公粮全靠人力挑担。
全村100来人共享700多亩土地。1969年秋稻成熟，农民厉兵秣马投入收割。公社“革委会”派人前来“监打监收”，每一场稻子打出来他都用笆斗量过。最后，打下的稻子总计有七万多斤，“革委会”的人强令交公粮七千斤，交“忠字粮”三万斤。公粮是不给钱的，“忠字粮”每斤七分钱，而当时的市场价是一毛五。堆积如山的稻子骤然减去一半，还要留下五千斤种子粮，三千斤“备战”粮。“革委会”的人走掉以后，队长叫我和会计终结计算一下还有多少粮食，结果是还有28000斤！平均计算，人头粮食只合270斤。每100斤稻子只能打64斤米。从这个时候到下一年收获麦子共有9个月，也就是说，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每个人只有180斤大米做口粮。
当时，任何一个儿童或老人每天都得一、二斤大米才能吃饱，青壮年们每天得二、三斤。这一年我18岁，曾经一顿饭吃掉二斤大米。
结算下来，村里的透支户占了百分六十，口粮明显不足。队里的老人说：“且看看还能收多少白芋吧。一冬天只好吃白芋了，大米得留到开春忙的时候才敢吃，那时候干活太重，不吃细粮不行。”
（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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