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09月21日讯】“文革”至今已四十七年将近半个世纪了，但使得“文革”惨剧得以发生的社会政治因素对大多数人观念的有害影响并未彻底消除，以至於“文革”後的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仍然时时呈现“文革”式的荒唐与暴虐，某些做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989年6月4日武装镇压首先在北京发生後，当局在全国实行逮捕和整肃。当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教授林达光先生在六。四烈士纪念会上提出，对于六。四惨案不仅应从当前中国政局来反思，更须从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形成的经济结构，文化内容及其对人们观念的制约等等作全方位的思考，才能正本清源，防止惨剧再现。林先生的这番话也适合於我们对於其他事件的反思。
首先，“文革”不是一场孤立的劫难，它与中共篡政後的一系列陷害政敌和民众的运动例如“镇压反革命”，“反右”，19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1989年6月的屠杀与逮捕，1999年以来对宗教人士与民运人士的镇压，在为私利反人民这一性质上有共同点与连续性。
1980年代初期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生刘皎在该校的学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当代史学划分的封建时代中国的封建化并未彻底完成。这意味着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封建社会实际是半封建半奴隶社会，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人口买卖盛行，主人将仆人甚至父母将儿女凌虐致死未必受到法律制裁。正因为社会本身的奴隶制残余不是一点点，所以人们的人权观念薄弱，就连位极人臣的宰相见了皇帝都得自称“奴才”和行跪拜礼。鸦片战争後英国使臣向清廷递交国书时不向清帝下跪，王公大臣们竟然怀疑英国人的腿膝构造与中国人不同而弯不下来。在奴隶思想严重的国度人们不敢轻易反抗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而且唯我独尊的皇帝故意让臣下把自己神化而使民众对皇帝产生畏惧感，以此巩固其统治；而臣民也就相沿成习地称皇帝为“天子”，似乎他黄袍加身後连生物特性也改变而优於人类了。
毛泽东1958年在经济管理上揠苗助长，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不如合作社，而事实表明合作社也不比互助组的生产效率高。1959年春季中央政治局的刘少奇等已迫使毛泽东缩小掌权范围而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还是顾全毛泽东面子地让毛泽东继续担任党主席。假大空而且剥夺农民大部分劳动果实的人民公社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降低，而中共为了加速军事工业的建设以达到握有强大专政工具的目的又加倍征收公粮，使得全国人民挨了三年俄，并有几千万农民饿死。刘少奇允许农民搞“三自一包”使人民公社成了空壳子是为共产党稳住政权；可是毫无公心的毛泽东却认为刘损了他的威信而怀恨在心，便利用他以往在军队与政界的影响而另组夺权集团，并从文艺上作舆论准备。在不甘寂寞的林彪踏着彭德怀而爬到国防部长位置并与毛泽东相互利用而大肆神化毛泽东之後，毛泽东终於在1966年夏发动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林彪掌握的军力为後盾并以巩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借口来夺回权力罢黜刘少奇等与毛泽东分歧较大或不完全听命於毛泽东的中共权力圈内人物。林彪配合毛泽东夺权而采用的神化毛泽东的做法与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时代对帝王的神化本质类似，只是所用的政治术语不同罢了，居然把既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更谈不到有民主理念的毛泽东吹捧成“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毛泽东也投桃报李地不惮违反法理地以党章形式预定林彪为接班人。这与封建帝王可以凭个人意志而册封大臣如出一辙。
毛泽东胡作非为居然很少遇到抵制，这与中共小农意识严重，凭血缘与私利关系任命幹部和吸收党员以至於党员素质极低有关。我们说的是大多数中共党员形成不良主流所造成的中共整体性质，并不排除中共党员中也有好人。中共初创时的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都是品德高尚的仁人志士；中共执政後为批判中共上层领导的罪错而在“文革”後期被杀害的张志新烈士更是称得上是巾帼英雄；文革後真心而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的胡耀邦也令人敬佩。像被邓小平开除出党的王若望那样一旦觉悟就宁冒像张志新那样被割颈的危险（这是王先生的原话）也要行动起来发动群众争取自由民主，而且无论当大任或做小事都一样热忱认真全力以赴一心为公不计个人得失的就更少了。这样的党员人数太少，无法形成主流去改变中共的整体专制暴虐。被中共奉为导师与榜样的苏共虽也有类似於中共“文革”的斯大林主义“肃反”，但苏联工业化程度较高与教育较普及，关心政治的民众占人口比例大於中国。在苏联街头清晨常见预备上班的民众排队买报纸，而中国民众有很多人从不看报，甚至到了国外也如此，连中共在2012年召开了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王立军薄熙来事件都茫然不知。所以，苏联自斯大林去世後，虽只是专制与暴虐稍减，而且专制极权又维持了几十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纔有明显的民主化趋势；但在较多民众关心政治的情况下，旧势力未曾像中国那样容易复辟还潮。
中共对1989年民运的镇压动用了军队，坦克与机枪这类重武器全用上，比毛泽东在世最後一年即1976年的出动民兵以木棍和刺刀杀人更疯狂。中共对不受中共控制的宗教团体与民间社团的镇压也是极其残酷。这表明人们本以为“文革”期间的集团式封建专制复辟和暴虐已至极限而物极必反该趋向民主了，却不料非法夺权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共同点大於他们的分歧，邓仅在经济事务上比毛务实些，而在政治上与毛一样骨子里浸透了封建专制，无怪乎他在排挤了华国锋後立即下令逮捕魏京生等民运人士，又罢黜带头革新的胡耀邦，并开除指出中共病根的王若望等人的党籍。对於跪求中共倾听民意的1989年民运参加者是邓小平下令开杀戒，李鹏只是传声筒与帮凶。连著名演员赵丹在“文革”後建议党对文艺不必管得太死都被邓小平斥责为“临死还要放个屁”。与其说邓小平是“文革”的受害者，倒不如更贴切地说他是加码地运用了毛泽东集团在“文革”中的手法。
由此可见封建专制思潮并未随“文革”的结束而消失，仍然主宰着中共的行事方式。更糟的是“文革”摧毁了许多人的道德意识，使得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变得更残忍和无耻，对於残害民众与贪污腐败更觉得心安理得，就像江泽民，薄熙来，周永康等所体现的那样。而且，这种不良习气上行下效还败坏了民风，使得当今的中国人在追求崇高理想与人际关系的礼让与推己及人方面至少到现阶段为止是一代不如一代；怪不得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感叹当前许多北大学生未曾继承北大以往曾有的学以致用为社会进步而献身於带头革新的精神，反倒是利用知识包装自己便於谋待遇好的差事而已。知识程度较高的著名学府学生生尚且如此，整个中国社会的庸俗化也就可想而知了。庸俗的思想境界阻碍人们为正义和公益而努力贡献和不惜蒙受牺牲，以至於觉悟较高的先进人物被视为傻瓜，打抱不平者被视为多管闲事，少有人见善而徙，使得抗击中共罪恶统治的民间力量不易增长；更有人背後骂中共，却当面申请加入中共以便投机钻营；以至於中共虽已极不得人心却能延续其统治至今。
“文革”摧残讲求仁义和修身廉洁以天下为己任等等传统道德，并且“文革"的遗毒至今难以消除，这是曾经创造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民族之耻。难怪幽默大师林语堂在“文革”开始後毫不幽默地直斥中共为“共匪”。政治改革不能局限於宫廷内争，必须有民众参与纔能防止像毛泽东那样说一套却另做一套的欺骗行为。政治清明了纔会端正社会风气而激发人心中的善念。所以，反省“文革”绝不可止於研究历史的学术探讨，更应把“文革”作为反面教材，从中看出唤醒民众关心国家和人类整体利益的必要与紧迫，化为动力去建设民主化和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毛泽东美其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之争及破坏，非但并非革除弊端的革命，而且助长了中共对被中共谎称为“革命领导阶层”的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中共高唱了六十几年的”建设新中国“却是在掩盖其复辟旧制度而且变本加厉。导致内乱使生产活动停顿的“文革”之害处已无庸赘言；但统治者将劳动者生产的社会财富加以垄断化公为私的缺乏民主化的掠夺式”四个现代化建设“对於中国的损害累计起来并不比“文革”小。中国大陆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繁荣景象并不足以防止比“文革”更甚的祸害，就像德国纳粹党统治时期，虽然科学先进经济繁荣却因太过专制剥夺民权（今日中共更甚）而成为战争策源地把全民拖入巨大灾难。“文革”的阴魂还在中华大地游荡。我们今天回顾“文革”加以反省正是为了驱除“文革”的阴魂，防止以“文革”为典型极致的半封建半奴隶制度邪灵继续在中国作祟。
2013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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