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09月17日讯】我在一九六五年夏季被分配到一所厂办技术学校任教。第二年便遭遇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同事中有一位徐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他在上大学期间曾与同班同学议论毛泽东权力集团为迅速加强军事工业以巩固中共新封建专政而不惜加倍征收公粮造成几千万农民饿死的惨事。他们的言论被校方得知后，这几位同学都受到记过处分，当时正值比毛泽东多些人性的刘少奇纠正毛泽东的“大跃进”，所以校方没将这几位“反动学生”送交公安局发配劳动教养，校长杨西光在他们毕业时召他们谈话，告诫他们“今后别妄发议论。努力工作做个称职的公民”。这番话算是很温和的了。
“文革”开始前，该厂曾有四清工作队入驻。按照那时已相沿成习的“有成分论”和“生活小节无害论”，一名有流氓习气的教师因其父是某政府部门的科长和中共党员被工作队指令吸收为共青团员，尽管该厂大多数共青团干部与团员都表示反对。这名教师感觉有机可投，便在“文革”开始后添枝加叶地抛材料陷害那位徐老师，并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贴大字报扣帽子和大叫大嚷地造声势。我发觉徐老师有顶不住压力而想要自杀的迹象，但我又不便明讲“文革”是不得人心的倒行逆施迟早会结束。于是我就把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暴政后苏共修订的<联共党史>拿给徐老师看。从书中得知了斯大林搞“肃反”陷害布哈林等人的情节后，他悟出了毛泽东的“文革”是模仿苏俄“肃反”运动的，终究会被翻案。他把书还给我时已不再愁眉不展，他对我说“我明白你为何推荐我阅读这本书，我不再担心自己目前的处境了”。
该厂的共青团干部中有一位姓魏的女技术员，指导技校的共青团工作并兼任机械制图教师。虽然她与我谈话不多，但每当她见到我时流露的带着微笑的表情使我感到她是像大姐姐对小弟弟般爱护我。由于我曾谴责那名流气教师的政治投机行为，他便煽动学生向我捣乱。他和学生抓不到整我的有力材料，便将我在讲课时述及的肺叶截除手术时用电烙铁促使蛋白质凝固以迅速止血的操作说成是“把人民政府管辖的医院诬蔑为纳粹用活人做实验的解剖台”。
魏技术员向医务室查证，得知我的话没错，便替我向学生解释，阻止他们向我发难。当魏技术员见我与徐老师走在一起时，她对我和徐老师都面带笑容，不像胆小怕事的党支部书记那样心中对我们无恶感却又怕犯立场错误而装出严峻的神情来。“文革”后期这位党支书曾对另一位干部说“我曾到群众中去收集方徐二人的材料，但听到的都是称赞他们的话”。为了找个台阶下去，学生便采取了儿戏式的幼稚做法，例如把我放在文具盒裡的橡皮切成细丁，还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方蛇神，你支持徐牛鬼，犯了政治路线的原则错误。特以此革命行动打击你的气焰，并促使你反省。别再执悟不醒!”(注：他们想表达的原意是“别再执迷不悟”)。对此我除了一笑置之外倒也反省了一下，因为我身为教师没深入了解学生在语文上的欠缺和及时为他们补课。
上述事件使我感觉到魏技术员的正直，我也就敢于对她说些在当时是政治上犯大忌的话。我曾经得到几册北京景山学校等特权子弟学校附设的出版社编译刊印的该校专用教材，例如从法国小学算术课本译成中文的课本，与从日本中学代数课本译成中文的课本。那时候国内的一般学校“停课闹革命”已久，复课后用党报社论代替语文课本，以至于中学生作文几乎千篇一律地以如下句子开头：“浦江两岸（或其他地点）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改天换地勇往直前……”。那时的中学数理化三科被合并为没有科学体系也不循序渐进的《工业基础知识》，植物学与动物学则被合并为《农业基础知识》。当我向魏技术员出示了景山学校的专用教材后，她感叹说“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前她虽然不曾害人，但总是认真响应党中央号召，给党支部提意见，组织庆祝党中央新指示的游行等等。自从得知了中共垄断文化教育和实行特权之后，她也像我一样成了“逍遥派”（这是那时流行的政治术语），躲避党所指令的政治活动，并且不再相信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九七八年我考上研究生，离开了工厂。直到我离厂的那年的十三年间我见到魏技术员对于遭受中共专制路线打击压制的人都很和蔼，尤其是在她得知了北京的特权场所之后。除了徐老师与魏技术员（早已升了工程师）本身的正直与勤于思索不盲从中共宣传外，我相信他们是瞭解真相后思想更开窍。
写于201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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