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大布村的村民遊行示威，抗议村官私卖土地。 （新浪微博）
【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07月19日讯】广东省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最近宣布，将会把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当中。不过有专家认为，有关的考核衡量标准不现实，也难以执行。
广东省社工委在星期二通过并公布了《广东省社会建设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及考核办法》。《羊城晚报》报道说，该考核办法首次把群体性事件纳入其中，发生群体性事件数量越多，相关官员的得分则越低。
根据这个考核办法，考核指标满分为一百分，共有三十七项指标，其中群体性事件占两分。广东省社工委官员解释说，每十万人发生群体性事件数量越高，则分值越低。报道说，新的考核办法的考核对象是地级以上的市级政府的社会建设工作，并在省内分区排名向社会公布，其结果“将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政绩、年度考核和任用的重要依据之一”。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就此认为，广东出台有关的办法是当地政府正视民意的一种进步。
“真的这样做，做得好的话倒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对地方政府和官员，民意就不是一个能忽略的了。”
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除了群体性事件之外，广东新的干部考核指标中还有：登记失业率、住房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地方财政比重、食品检测合格率、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指数等。
谢教授表示，广东出台的这个考核办法只是考核地方政府及官员的社会建设工作，作为政府和官员整体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但新办法执行时将存在很多问题。
“能不能给出客观的调查，如果（群体性事件）是针对公安部门进行的，能不能客观调查。如果一个群体性事件是针对上级部门进行的，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负责。所以它在设置上有一些问题，执行起来可能会有困难。”
谢教授也认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并不是地方政策引起的，而是由省级部门甚至中央政府政策所导致，比如农民工子弟的就学问题，就是中国僵化的户籍制度的结果，户籍制度不改革，许多社会保障工作就难以改变。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则认为，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之下，缺乏社会调解的有效机制，广东推行政府官员对当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负责的政策，可能导致政府更加强化对社会的控制。
“它如果纳入了对官员政绩考核，那么政府部门，尤其是公检法部门，就会加强早期的控制，所谓消灭在萌芽当中。感觉上这是当局要加强早期控制的一种措施。”
广东社工委的官员对中国媒体表示，广东正在对社会组织管理进行改革，并提出了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理念，并已在广东，甚至全国逐渐形成共识。去年，广东省率先宣布设立非政府社会组织成立的登记制度，一些类型的社会组织成立不需要由政府批准，而只需要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这种措施，被一些专家称为广东省“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的一种尝试，并在中国率先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
不过夏明教授认为，从目前中国政治的走向看，中国政府并不是要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权力，而是在全力加强当局对社会监管的力度，因此他并不看好广东的所谓社会管理改革试点的成效。
“以前上海搞过社区体制改革，后来在深圳盐田有盐田模式，现在的社会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要让中共的党组织沉底，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控制。我不觉得它是在减少国家政权的影响，让社会自己的体系发展，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发展。”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