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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倒塌后，东德普通百姓在一夜之间获得了自由经济所必须的各项人权自由，而这一点，正是东德经济很快走出困境融入整个德国的关键所在。（资料图片/williamhill官网 配图）

【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07月06日讯】中国和东德都是原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二者又走出不同路径。因而将二者捉凑一块儿，看看它们是如何从同流合污到二水中分的，对正在转型泥潭里苦苦挣扎的中国而言，自有他山之石的意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人类最伟大的事件是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而德国的统一，是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我们不妨稍加追溯。1990年7月1日，以建立东西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为内容的两德国家条约正式生效，西马克引进民主德国，东德地区随之为西德所控制。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加入西德，东德原14个专区为适应西德的建制改为5个州。民德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消亡，总理德梅齐埃到科尔内阁当特别任务部部长，原人民议院400名议员按比例选出了144名代表参加西德的联邦议院。至此，存在了41年的社会主义民主德国，在不到一年的令人头昏目眩的巨变中，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科尔未发一兵一卒，就实现了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需发动三次战争才达到德国统一的目标。

两德分而复合后，原来的东德一度为德国的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并使其增长在统一后数年持续放缓。根据柏林大学所发出的文章，两德统一的经济代价约为一万五千亿欧元，比全国的国债还多。当时东德的弱势经济状况及不切实际的两德货币兑换率(当中渗透著政治动机)，令东德工业竞争力大幅下挫并使不少工厂倒闭，导致经济重大损失。东德需倚仗每年一千亿欧元的特殊补助来重建其经济，而从西德提供的商品资助亦使西德资源紧缺。 　　

两德统一后，大部分前东德地区被“反工业化”，导致近20%的失业率。高失业率导致以千计德东人移居到西部找寻工作而令当地人口持续下降，以专业人士的流失尤其严重。柏林墙被推倒后，西德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支持原东德的经济建设，首先就是在原西德的公民中征收众所周知的“团结税”，也就是说，两德统一以后，为了加速东德的经济建设，在西德的从业者中，按照收入的比例，增收一定的税款投资东德的建设。德国政府采取了包括平衡社会保障、税收优惠、鼓励西部企业到东部投资等一系列促进东部经济发展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对东部进行“输血式”财政援助。德国政府从西部引进大量资金、设备、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使东部的工业体系趋向合理，产业结构逐步完善，并初步形成了以化学、电子和汽车制造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格局。值得指出的是，东德原来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工业制造业统一后完全垮了——那种“傻大黑粗”的苏式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也没有市场。为此，原西德政府毅然抛弃了原东德政府这些没有用的工业。为了迅速振兴东德，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从1991到1999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的个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兑换成西德使用的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于是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经济转型。前东德因为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包下来“买断”，因而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

除了硬件金钱上的帮助，德国政府更大的手笔是在东部实现了由国家计划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的转轨。德国政府在东部经济转轨的方式基本上是以激进、快速实现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稳定化而转向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其核心是快速的、大规模的以重新分配所有权为中心的私有化。这就是“休克疗祛”，其结果是带来了持久的经济滑坡和经济危机，但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产权基础。1990年德国实现了统一。同年5月18日，东西德签署了《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国家条约》，条约规定：“在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以及对环境负责的情况下，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按此条约，东西德于1990年7月1日实现了以西马克为主的货币联盟和经济联盟，东部经济转轨全面展开。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一个与社会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制度在德国东部建立起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国家适当调节和注重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即社会市场经济是一个由国家保证每个个人在暂时性困难状态下仍然能够实现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典范。换言之，东德普通百姓在一夜之间获得了自由经济所必须的各项人权自由，而这一点。正是东德经济很快走出困境融入整个德国的关键所在。

原来东德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其基本模式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国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国家垄断所有的经济活动；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比重过大；企业、国家资金严重缺乏；平均主义观念统治人们的思想。在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经济制度缺乏活力，政治上带有封建烙印的国家中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转轨必然有其特殊的方式，这就是快速实现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稳定化而转向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德国《明镜》周刊曾刊发题为《失去的东部》的报道，指出统一以后德国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依旧巨大：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西部的73%，且大部分集中在公共事业部门，经过转型，当前东德经济水平已经达到西德地区的80%。两德统一后，东部居民的收入普遍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全日制就业者的毛收入，由1990年7月平均1232马克提高到1995年10月的3233马克，提高162%，其中全日制就业女性的平均毛收入由1990年的1085马克提高到1995年的3003马克，提高177%；而男性则由1990年的1329马克提高到3386马克，提高155%。女性平均收入是男性平均收入的90%(西部为72%)。

因为东德的成功转型融合，使得东德的矿产人力资源和西德的资本技术强强结合，盘活了整个德国经济，与此同时，由于土地、人口发增加消费的增加，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国家之一。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10年德国经济强劲复苏，增长率高达3.6%，超过政府原先预计的3.4%，为两德统一以来最快增速。相比之下，2009年德国经济下滑了4.7%。《经济学人》曾对德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最终定位德国为世界上少数正在经历强劲的经济复苏的富裕国家之一，和少数不存在巨额赤字危机的富裕经济体之一。德国严谨的财政纪律和强势出口竞争力令它成为了如今的欧洲经济火车头，2010年的数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反观我们中国。在硬件方面——具体说，就是资金引进方面，我们做得并不比东德差。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广泛引进外资：先是港澳，接着是台湾，而后是东亚的日本韩国，最后是欧美发达国家。大致说来，从邓小平1979年提出让中国过剩劳动力与国际过剩资本相结合的“引进外资”政从策，到2008年外商大举撤资，中国吸引外资正好经历了一个驼峰型变化，其中2007年是驼峰的最高点。这一年，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达7,630亿美元，世界500强中有480余家到中国投资，不少国际金融巨头还成为注资中国银行业的“战略伙伴”。较之西德从1991到1999年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中国的引资力度一点也不逊色。然而，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象东德融入西德一样完全融入世界市场体系顺利完成社会转型？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进行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象东德人民那样获得完全的自由经济所必须的各项人权自由。

中国人现在都把富裕作为第一要务，却没有想到有权利才能争得和保住自己的利益。没有权利的富裕只是沙上建塔水上画画，不说建不起，就是建起来了，也会瞬间化为乌有。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才有“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的名言。所以，改革的价值追求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比“富裕”更为科学。在个体人的幸福范畴中，富裕其实并不是最终目的，充其量不过是换取幸福的筹码。用这种筹码砌起来的维护幸福的堤坝对多数人来其实很脆弱，一场大病足可以让这种堤坝顷刻坍塌，一套住房足可以透支终生的幸福。因而，以富裕作为改革所追求的目标并不科学。必须回归人的基本需求，立足于有限的资源去看待改革的价值追求，把基本需求在需求系列中划出来，变成一种人人皆有的平等权利。这些基本需要就是《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所包括的那十九条基本人权。

没有权利的富裕不是真正的富裕，也不是长久的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