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2600个孩子的死亡真相：大堡小劳教

5月1日，一部揭露四川2600个被劳教少年死亡真相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将在香港和台湾两地同步首映。荷兰在线记者日前采访了该片导演谢贻卉，听她来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拍摄背后的心路历程。

请把我埋在向阳的山坡

《大堡小劳教》从跟踪拍摄曾伯炎的寻访之路开始。时光倒退至1958年，当时在《四川日报》任职的曾伯炎被打成右派，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沙坪农场劳教。在那里，他看到了几百个十多岁的少年出没于对面的原始森林，和他一样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久后，这些孩子和四川各地其他被收容的孩子一起，被陆续送往沙坪农场的一个分场——大堡作业区，开始了他们半工半读的劳教生涯

谢贻卉跟随曾伯炎采访了大批亲历者，这其中包括当年的劳教少年、作业区的管理者、医生和当地的汉族、彝族百姓。据亲历者口述称，大堡作业区最早源于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的经验，当年被强迫送往大堡的“小劳教”总数在四、五千人，小的十岁，大的十七岁，他们中因为高强度的劳作、饥荒、疾病和虐待等致死者达2600人之多。

据谢贻卉表示，随着走访的不断深入，当年这些孩子被劳教的场景也愈发清晰。白天，小劳教们被迫从事高强度劳作长达十余个小时，稍有懈怠便遭到管理者的威吓和鞭打；晚上，小劳教们要学习文化知识和开批斗会，一些女孩子在互相批斗时发明针刺乳房、牙刷刷阴道等酷刑。因普遍存在的饥荒问题，饥饿的孩子去附近偷粮食，村民为保卫粮食捉住小劳教后用火烧、剁下手指、在男孩生殖器涂抹辣椒等，还有一些孩子则因为吃毒蘑菇、生螃蟹和蚯蚓致残致死。

“（他们）把我拉进死人堆里去，我周围就是几十个死了的娃儿”，当年的幸存者颜嘉森在影片中说。据他讲述，当年最多的一天失去12个孩子，因自己被误当做死人被送进死人堆，第二天被雨水淋醒后爬回作业区时，又差点被当成鬼给打死。另外一位幸存者王玉凤则表示，小劳教之间经常为“后事”而互相托付，“好比我没有死之前，我要托付你，你要把我埋到哪儿，（小劳教）晓得早迟都是死。”还有的孩子留下这样的遗言：请把我埋在向阳的山坡，因为我怕冷。

知名学者、前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在该片的观后感中指出，1961年大堡作业区的孩子陆续被解除劳教，次年该作业区被撤销，这期间的死去的孩子的死因遭人为篡改，而幸存者后沦为童工。当局随后派人去乱坟岗上乱插标签，死难者名字与坟墓无法对号、张冠李戴。而据曾伯炎考证，四川沙坪劳教所迄今的官方历史文件中，仅提到成功改造六万五千多人输送社会，却只字不提小劳教大规模死亡事件。

大堡比奥斯维辛更加残忍

在谈到拍摄此片的初衷时，谢贻卉表示自己最早是从曾伯炎的《1958年的桃李劫》一文中知悉此事，在震惊之余萌发了使用纪录片的手段来记录这段历史的念头。“我从2010年的冬天开始拍摄，一直拍到2012年，当曾伯炎知道我要拍大堡作业区的故事时，他哭了，说没想到还有60后人关注我们的历史。他一直说他在死之前要做完两件事，一是写一本有关大堡的书，二是写一本有关文革的书，否则他死不瞑目。”谢贻卉对记者说。
 

谢贻卉表示，在拍摄完《大堡小劳教》后自己对中国劳教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她指出，当年强制被送往大堡劳教的未成年人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的后代，还有一部分是游手好闲或犯了盗窃罪等的不良少年，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清晰的标准，有些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撒谎说服家长主动把孩子送去劳教，“我个人对劳教制度最大的感受是它的随意性很大，很荒诞也很残忍，对于每一个曾经在大堡被劳教的孩子来说，这都是一段很恐怖的经历，有幸存者对我说，当年他们不是人，他们是鬼。他们的人性被严重摧毁了。”

艾晓明对谢贻卉的上述观点表示认同。她在观后感中指出，大堡2600名少年死亡是发生在1960年代中国的奥斯维辛悲剧，是遭受集体灭绝的惨痛记忆。《大堡小劳教》充满了有关劳教罪恶的知识，它不是概念或者立场态度，它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经验，是对苦难的感情体验，在这种实证的知识面前，所有关于劳教合法性的概念灰飞烟灭。如今中国高层在有关废除劳教制度的决策方面依然显得举棋不定，影片的问世必是对这一反人道、反人类的恶法一记致命的打击。

影像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

本名谢林蓉的谢贻卉1967年出生于四川成都，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因协助艾晓明拍片，接触到纪录片这一艺术表达方式。2012年，谢贻卉的处女作《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问世，该片讲述了1961年四川大学右派学生李盛照因上书中央通报四川大饥荒而被监禁19年的故事，该片最终入围了阳光华语纪录片奖阳光调查奖单元。

《大堡小劳教》是谢贻卉的第二部作品，这一次她同样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当代史，投向了她的深爱的故乡四川。谢贻卉表示，若非曾伯炎老人的长期努力，这段历史早已被历史所湮没，不会有人再记起。“我希望可以通过该片客观呈现那段历史，还原历史的真相，同时这也是对历史的抢救，让后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大堡小劳教》不能仅仅作为档案保存起来，纪录片还必须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用影像的力量推动劳教的废除。”谢贻卉对记者说道。

尽管接连有新作面世，谢贻卉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却并不轻松。和无数中国独立纪录片电影人一样，谢贻卉同样面临着经费来源和传播渠道受限的窘境。胡佳妻子、法学博士曾金燕向谢贻卉推荐了“联合制作人”筹款模式，所有买票的观众都有机会成为后期加入的联合制作人，并在纪录片尾设置专门的致谢名单。

在先前接受荷兰在线记者采访时，曾金燕曾对记者表示，国内的独立电影节接连被当局取消，像《小鬼头上的女人》和《大堡小劳教》这种行动主义纪录片，若只能在一两个电影节播放，本土观众看不见，是一种浪费，采取“联合制作人”模式一是可以给予导演一定的经济回报，二是可以让更多的公众卷入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谢贻卉对此表示认同，她说：“我认为‘联合制作人’模式是可行的，我拍片全部是自费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辛苦节约省下来的，采用这种模式可以缓解我一定的经济压力。”

据悉，目前已有约300余人参与了《大堡小劳教》等的联合购票活动，该片除在香港、台湾和北京实地放映之外，还将于9月在瑞士和英国等地放映。5月1日的网络放映平台地址会尽快公布，对所有公众公开，并提供下载源头。

编者按：5月1日，两部揭露中国劳教制度真相的纪录片电影《小鬼头上的女人》和《大堡小劳教》将在香港和台湾同步首映。

（原题目：纪录片《大堡小劳教》:揭露2600个孩子的死亡真相）

《大堡小劳教》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