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日的生与死

震灾专设哀悼日，始于汶川。其时，龙科执笔作文，让国家靠近人情，让权力走向人性。公设哀悼日的本意，就是让政府姿态屈从道义要求，在形式上以集体默哀致敬于私人纪念。而今雅安地震，川省重蹈覆辙，令设全省哀悼日，蓦然间，事过境迁而已。

哀悼并非莫名，其理据在人，其泪眼婆娑也在人。汶川震灾，八万多人亡故失踪，其规模堪比小国绝灭，惨状无可言表。而夺命重复发生八万多次，其倾覆肉身与人性之恶，岂非川省可载重？与此相比，雅安地震亡者两百，有偷生之幸，而赴死之痛一矣。

汶川死难，名录藏于官府，哀悼日是为无名者祭日，此可忍孰不可忍。延及雅安芦山，再现名录之争。政府以私隐搪塞，五年之生死轮回，衙门官僚本色未变，令民间齿冷，可见哀悼日之敷衍矫饰。川震之恸，局限在生民；巨灾不能更改官衙，也是悲哀。

震区清场完毕，重建进程已经拉开，防御之布设也已启动。四川调整雅安市委，充实经济及政法两书记，添加重建及维稳左右手。重建事多，秩序确实必需。然而以芦山地震中党政建制未损丝毫，却见民间力量拥挤，维稳对象究竟是谁，一时间也让人困惑。

重建灾民生产生活，当是重建的核心要义。地震毁坏的统计，也当以此为据。然而见雅安等地的清点，以经济损失为统一口径，不见人、不见家庭，其上报公开的总额超出本地经济总量近三十倍。念及汶川重建之乱象，雅安如此，统计上的欺瞒虚假，可有镜鉴？

灾后重建，基础设施恢复原初水准即可，支出的主流应该是疏财给民众、家庭，用于危房修缮、辅助新居。将重建视作发展良机，过度规划，大兴土木基建，将赈灾资源灌注于GDP的政绩复苏，已成行政流弊。多难兴邦，官与衙皆肥，川省心知肚明。

国力丰裕，民间鼎力策应，重建资源之充沛，史上罕见。然而，铺张奢靡的重建，也乃党国独有。汶川地震重建资金盈余数以十亿计，量省力无以消化，巧立名目势在难免。重建盛宴，饕餮官人犹如蝇聚，一灾吃十年，汶川不是孤证，雅安又如何安稳？

两个哀悼日，从国家层次降至省级水平，固然与震级影响有关，只怕也反映人心麻木与世道流变。从汶川至于雅安，同样是地震，目睹种种之怪现状，大众悲哀之色顿减，国民哀悼之心渐死。喜在重建狂欢，衰在政府公信，在哀悼日念及于此，愤恨之心难平。

有志愿者亡于震灾飞石，即便不在官方统计名单，自然也在我们的致哀行列。志愿者之死，肇始于汶川，显见于重建进程。而今汶川一脉，民间志愿者悉数撤退，非义务完毕，实乃官府进逼。雅安汇聚民间浩瀚资财，要如何体面收场，哀悼日高挂此一悬念。

哀悼日名与义不符，却与真正的哀悼关系不大。看学生对震亡同学的纪念，更坚定这种认知。国家何如，权力何如，狗屁懊糟，无改肃穆的民间祭祀或家庭怀念。新坟泥土松软，等待板结后的第一个清明。而一个将白事操办成红事的政府，尽合了这所谓的哀悼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