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迹象表明，国际评级机构近来对中国信用评级的看法正日趋悲观。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4月9日下调了中国主权评级，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调降至A+。然而，不到一周，另一家评级机构——穆迪又于4月16日宣布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展望，虽然维持现有的Aa3评级，但将评级展望从“正面”下调至“稳定”。
穆迪直言，由于中国政府在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度与控制信贷增速两方面的进展不及市场期待，这使得其虽然能够维持现有的Aa3评级，可这一评级获得提升的空间受到了一定限制。由于存在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或有风险，预计在未来12到18个月里，都不足以导致评级上调。
4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中国领先的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董事长张克的话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经“离开可控的范围”，可能引发比美国住宅市场崩溃更大的金融危机。他表示，我们看了几个接下来的项目，发现很危险，就退出来了。因为大多数的偿债能力都不是很充分，这样将来事情就会变得很严重。
这并非耸人听闻。实际上，中国地方债已经“离开可控的范围”这一观点，已被许多专家、学者不厌其烦说过若干次，只是近来声音逐渐走强，终于使地方债成为坊间最热的词语之一。
本来，地方政府举债并非稀罕事，但当小城市、县与镇都加入发债行列，带来的危机可能比美国房市危机更庞大。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海南省政府的债务率高达93.18%。重庆40个区县中有11个债务率超过100%，偿债率（地方政府贷款需偿还本息占当年地方政府可用收入的比率）高于20%。
尽管已敲响了地方债发售已失控的警钟，但并未影响新增地方债的发售，仅2013年第一季度，地方政府旗下的投资公司发售了2830亿元人民币债券，同比增长一倍多。如果加上过去的发售的地方债，其数量更是惊人。
2011年底，中国官方公布地方负债规模为人民币10.7万亿元，其中6.7万亿元体现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其实，10.7万亿，相当于全国GDP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全国人民不吃不喝干一个季度才可以还清债务，并且超过了全年的财政收入。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地方债的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其中主要的资金都用于了基础建设。
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为例。2012年，该市在建项目总投资超过1500亿元，其中包括600公里的高速公路、18个大型变电站、14个分布在全市各旗县的工业园，每个工业园区的面积均达数十平方公里。而这一数据在2010年是800多亿元，2011年则是1070亿元。
作为一个地级市，3年总投资达到3370亿元，可能透支了鄂尔多斯市未来20至30年的资源和潜力。鄂尔多斯市除了近年煤炭资源带来的财政收入外，举债已成为这种建设的重要保障。这些债务除了财政部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当地城投公司发布的企业债和信托融资外，还有地方政府拖欠企业的巨额债务。
出现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官员的“政绩观”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地方政府领导人都会用明天增长的潜力换取今天的增长。例如一个地方政府领导人如果不负责任去银行跑关系，借了很多钱，短期来看当地经济很红火，城市面貌很大改观，但过了一段时间，要还钱的时候，该领导人走了，烂摊子留给下一任领导人。如此反复，地方债务就会越背越多，永远也无法还清。
坦率地说，地方债务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于可控范围，则正向作用明显；倘若失控，则后果不堪想像，刀锋的威力同样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全国有2800多个县，绝对多数的县都在发债。由于进入还债高峰，现在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已进入“拆东墙补西墙”、循环举债的周期——为了还过去的旧债，只有用发新债。这就演变将会导致中国经济进入危险期。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指出，美国的次贷是把钱借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而中国特色的次贷是把钱借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这话说到点上了。2013年、2014年，地方债如将集中偿还，现在看来，大多数地方政府无力偿还，就意味着众多地方政府会破产，与此同时，还将引爆一场中国式次贷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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