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出没中国
与2009年到访中国时主张“唱好”不同，索罗斯此次到来，强调的是问题和转型。做空日元这个最近的做空亚洲货币的案例，更增加了“担忧人士”对其重返中国的担忧。"
“有传闻说你对港币和香港物业市场有兴趣？港元会是你下一个做空的目标么？”
2013年4月6日，香港，INET（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年会现场，83岁的索罗斯正在和青年学生交流，一位女学生将最后一个问题抛给索罗斯。
“我准备袭击香港了，我要提醒你们，”索罗斯大笑起来，“但这只是个玩笑。”
这个看似简短的对答背后，是港人对这位“金融大鳄”复杂纠结的心情：1997年的恐惧似乎仍在眼前，这位狙击港元造成港股大跌、港人失业的“金融杀手”，“重返亚洲”了么？
这种担忧早在2010年就已开始出现，当时索罗斯在香港设立了投资公司的办公室。
2013年4月份以来，索罗斯又连续出现在中国，先是在香港参加INET年会，后又前往博鳌论坛，并在第二天发表了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讲。
不过，这并非亚洲金融危机后索罗斯首次造访中国。早在2009年，他就曾到中国考察，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并受马云邀请，在其私人会所和中国企业家会谈。在那之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曾邀请索罗斯到社科院演讲。
与2009年到访中国时主张“唱好”不同，索罗斯此次到来，强调的是问题和转型。影子银行、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既得利益集团、楼市风险……话题所涉，均是当前中国金融和改革关键病灶。索罗斯甚至预言，中国经济仍有“硬着陆”风险。
索罗斯的频繁到访和高调谈论，让一些大陆人士也开始心生警惕：这个投机高手是不是又在打人民币的主意？
曾写有《反热钱战争》一书的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始人张庭宾，在索罗斯博鳌演讲后第二天，即发表署名文章宣称，“索罗斯回来了，这一次他的目标几乎是显而易见，就是中国香港，就是中国，这一次中国和中国香港还能幸免于难吗？”
张庭宾认为，和1997年相比，中国的金融环境已然不同。房地产、金融均有泡沫，而推进中的金融改革，也使投机资本做空人民币的工具基本到位——例如近期开放的港澳台在内地居民投资A股，给予了小额资本项目收益汇出的合法保障；中国正在加大的跟各国的货币互换，也是在以国家信誉保障大额人民币进出的合法性。
对索罗斯重返亚洲的担忧不无理由，2012年11月以来，索罗斯旗下基金会在三个月内做空日元，大赚10亿美元。
INET执行主席、曾和索罗斯共事的Robert Johnson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曾私下里问过索罗斯做空日元的事情，了解到的情况是，实际上都是基金会的团队在做，作为大老板，索罗斯当然要最终“点头”，但已不参与实际操作。即便如此，圈内依旧把这场漂亮仗加在大鳄重出江湖的光环之上。而这个最近的做空亚洲货币的案例，更增加了“担忧人士”的担忧。
作为一个投资大鳄，索罗斯自己似乎也感受到了某种微妙的“被警惕”氛围。在香港参加自己赞助的学术机构INET的年会时，他几乎只字未提对中国的看法，也拒绝了所有中国媒体的采访要求。不过，他把对中国的看法，留到了博鳌论坛。
“在一个中国官方举办的论坛谈论中国，比在一个自己资助的学术机构年会上讲，似乎更合适。”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对此索罗斯是有所考虑的。博鳌亚洲论坛由26个国家发起，2013年会上有13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包括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受邀参加INET年会、和索罗斯非常熟悉的中国学者余永定则认为不必过分解读。早在几年前，余永定就曾邀请索罗斯到社科院演讲，“当时上面很谨慎，专门打过招呼，并取消了央视的采访和外交学院的演讲”。
“当时老头很委屈”，余永定说，人是立体和多面的，其实索罗斯已经八十多岁了，还有心脏病，他现在更多的是想传播自己的哲学和理念。“在西方经济学界，索罗斯的货币理念被认为是左倾的。过多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二十多年中国情结
"“如果走向更开放的社会，对中国将有非常大的好处。”"
83岁的索罗斯说话语速缓慢，时常露出慈祥老人的微笑，但他看人时的目光却很聚焦并有一种穿透力。
在2013年4月8日的博鳌论坛上，索罗斯发表了半个小时的演讲，其中一半时间在谈中国问题，这位精明的犹太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显得“知根知底”。
索罗斯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要转变增长模式的时候，不能再简单依赖出口拉动。过去几年，中国过热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而目前房地产对GDP的贡献率已经下降到34%，“这种增长模式可能能维持个一两年，但没办法维持10年。”
索罗斯更预言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根据他的逻辑，中国GDP增速下降到8%甚至以下，这种比较慢的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使基础设施的收支平衡点发生变化，加剧银行坏账。整个经济放缓，也会使消费者的消费更加谨慎，转向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会很缓慢。“2012年已经有这样的势头，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
索罗斯还提醒人们关注影子银行和金融系统风险。他认为，房地产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国有银行积累了大量呆坏账，国家提高利率成本后，大部分贷款来自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而这些理财产品存在法律风险。“目前中国的影子银行和次贷风险，和美国2007年有些类似，需加以警惕。”
作为一个旁观者，索罗斯建议中国要“进一步关注整个资本市场资金的流动，哪怕一个环节出现断链，都会使整个市场充满恐慌”。
索马斯甚至看到各种利益集团，对以上问题解决的强大阻力。
这些贴近中国现实的观点，让人不禁好奇：索罗斯怎么如此了解中国？
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索罗斯就已和中国建立联系，其名下基金会曾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在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两年多时间里，赞助了中国将近三百个项目，总赞助额250万美元，资金主要用于派遣赴美学者以及接待美国来华人员、进口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书刊、建立讨论性质的沙龙，以及资助体改所及其他文化事业。1989年，索罗斯基金会退出中国。
2005年，索罗斯基金会重返中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及相关机构捐赠了共计近200万美元的款项，主要用于支持法律援助、公共利益诉讼、环境保护以及艾滋病防治等。
最近两年，索罗斯更是频繁到访中国。
虽然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索罗斯却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中国的体制改革。
4月6日和INET青年学生座谈时，面对中国学生的提问，索罗斯说，过去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释放出很多能量，但他认为新的经济模式在缺乏更进一步改革的情况下难以成功。“中国走向哪条发展之路，是更开放的社会还是更压抑的社会，对这个世界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索罗斯认为，“如果走向更开放的社会，对中国将有非常大的好处。”
哲学里的财富
“哲学与金钱无关，但我把它用在怎么赚钱与决定怎么花钱上面。”
索罗斯倡导的开放理念，更近乎一种哲学思想，而这正是“投机大鳄”的真心所向。
14岁时，因纳粹德国入侵匈牙利，信仰犹太教的索罗斯第一次面临生死，在父亲的努力下，一家人逃亡到英国。在INET年会上，索罗斯将这称为自己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并称这个人生经历让其知晓了有效的社会制度的重要性。
在英国时，索罗斯考入伦敦金融学院学习经济，并帮助英籍犹太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写一本哲学书籍，他发现从波普那里学到的东西和其学到的基本经济理论例如完全竞争理论，有巨大冲突，这对索罗斯宏观认识框架的建立有重要影响。
INET年会期间，谈到所受教育对自己投资理念的影响，索罗斯说，“波普的思想影响了我的选择。”事实上，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理念，也根源于波普的著作之一《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虽然一直在利用市场原教旨主义创造的机会赚钱，但索罗斯本身并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也深受波普的哲学思想影响。当初做空亚洲的时候，他就曾说，“我没有制造泡沫，是你们过于自由的制度出了问题，我只是加剧了泡沫的破灭。”
在各种场合，索罗斯都在推动一种远离“华盛顿共识”的新共识的建立，并希望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加以改造，这也正是他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赞助成立INET的初衷，索罗斯认为，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还是一场经济学的危机。
“哲学与金钱无关，但我把它用在怎么赚钱与决定怎么花钱上面，”索罗斯说。他自比是一头扎入市场的猛兽，一手使劲捞钱，另一手使劲把钱花出去，而作出判断的关键是他自己的“市场不确定性”理论。
在INET年会“经济分析的时机和预期”分论坛上，索罗斯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这一与传统经济学截然不同的选择哲学。
在索罗斯看来，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与展望取决于今天所做出的种种决定。这些决定并不源于事实，而只是来自偏见与预感，尤其是面对市场上的诸多参与者，根本无从判断下一步他们将作出怎样的行为，“市场的极度不确定”使人无法根据经济学所称的理性做出决策。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索罗斯称自己通常会“看大势”，并把自己的判断和市场上主流的期望做出比较，如果差异巨大，就有了获利机会，差异越大，机会越大。
“所有所谓索罗斯带来的灾难，都不是索罗斯策划的，”曾和索罗斯共事的INET执行董事Robert Johnson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只是找到了制度的漏洞，并利用了它。”
如今，索罗斯对亚洲和中国的关注，是否表明某种制度漏洞和落差又已进入他的视野？
对此，索罗斯本人并未直接作出回答。他曾经的手下Robert Johnson则认为现在人民币依旧有比较多的管制，做空中国的条件并不成熟。
“只能说在观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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