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官多人浮于事 唐太宗智慧处置
羊皮狐腋：唐太宗淘汰冗官有妙喻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这是唐太宗在贞观元年（627年），与房玄龄等大臣研究精简机构问题时引用的一句先贤语录，并由此阐述了一段淘汰冗官的崇论闳议。
唐承隋末大乱之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民户凋残，唐初政府直接控制登记在户籍上的户口，与原来隋代户口数相比，“百不存一”。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户籍上的户口“比之隋时，才十分之一”。然而，唐初的政府机构却非常庞杂，官员冗积。唐高祖武德年间，各路豪杰先后归降。唐高祖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结果使唐朝的州、县数目比隋朝多出两倍。武德以来，地方官有“十羊九牧”之说，意为十个老百姓九个当官的。所以，李世民经玄武门之变掌握政权后，就深刻地认识到革新吏治、精简机构、淘汰冗官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情。
唐太宗在阐述他的观点时，首先语重心长地阐明了淘汰冗官的重要性。他说道：“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使国家达到治理的根本方法，最重要的是审慎用人。因才干授予官职，务必减少官吏的编制。为了增强说服力，他引用了老祖宗审慎用人的主张并加以发挥。
一是《尚书》所言的“任官惟贤才”和“官不必备，惟其人”。《尚书》说任用职官，惟在选用贤才；又说设官定职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关键在于得到真正的贤才。唐太宗阐述道：“假若得到贤能之才，虽然看起来人员并不多，但使用起来就感到足够了。相反，选拔的官是一些无能之辈，又很贪鄙，纵然人数很多，又能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呢？古人把一些无才干的人授官任职，比作在地上画饼，是不能真正吃饱肚子的。”（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
二是《诗经》所言的“谋夫孔多，是用不就”。《诗经》上说，咨询参谋的庸人再多，结果也总是不能把事情办好的。
三是《论语》所言“官事不摄，焉得俭？”孔子说过，管仲家中设置了很多职位，而且还规定不准兼职，这怎么能说是节俭呢？
四是《史记》所言“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战国时赵国赵简子说，一千张羊皮的价值，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昂贵。
唐太宗在引用经典著作中的一些语录后，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他说道：“应当实行机构精简，减少官员，使在职人员各自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这样就能达到无为而治了。”（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接着他要求房玄龄等大臣，认真考虑领悟其中的道理，计划出需要的实际官员人数。（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事后，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经过周密的计划，中央机构所设置的文武官员总共只有六百四十员。唐太宗同意了这一方案，同时还规定，自此以后，倘若有乐工以及其他从事杂务的人，即使技艺超过同类人员的，也只能格外奖赏钱帛作为鼓励，决不能超员授给他们官爵。对“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对“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
唐太宗“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主张和做法，在贞观年间政权建设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贞观政要》记载：“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以上记载，可能有所夸大，但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吏治较好，刑罚不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当是事实。后人对此多有赞赏。
元代学者戈直在注释《贞观政要·择官》时，对唐太宗的“省官”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尝论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何也？易于选择，上不至于失人；俸禄易供，下不忧于厚敛；权任专一，无避事苟免之患；员数不多，无纷更生事之忧。官冗则四者反是。”他还说：“太宗何以致是哉？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意(追逐名利，如跑官。)二曰裁嬖幸(靠关系受宠幸而当官的)……盖奔竞之风盛，则员多而缺(官职的空额)少，官不得不增也；嬖幸之门多，则私恩无所施，官不得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戈直这番评论，可谓鞭辟入里，对今天亦颇有意义。
中国历代王朝采取的淘汰冗官行动，都是以克服“官职冗滥”现象以解救政治危机。历史上许多次改革曾经提出的政治任务。往往正是目睹了“官职冗滥”或者“吏员冗滥”的严重危害，才使得有识见的政治家痛下改革的决心，并且在推行改革的事业中将裁汰冗员作为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作为调整政治关系、改善行政管理的手段，执政者也重视推行“淘汰冗官”的政策。尽管在中国帝制时代，“淘汰冗官”政策的推行往往不能十分彻底，但是唐太宗对执政官吏数量和质量关系的辩证论说言近旨远，“务省官员”的淘汰冗官、精简机构举措至今闪烁着执政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