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权贵集团应对社会全面危机的原则
二
邓小平权贵集团应对社会全面危机的原则
——极权专制的宿命
仇恨主宰时代的精神，魔鬼都会恐惧得不寒而懔。然而，腐败入骨的权力和不义的金钱一旦异化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尊严和自由的摧残者，仇恨就会如春天荒原中的野草，蓬勃生长，染绿大地；对不义的金钱和腐败专制权力的仇恨，乃是人性的自然趋向。当前，中国全面的社会大危机就意味着由地狱之火般的仇恨充实的巨大能量——仇恨往往比爱更强大。
中国的极权政治、权贵经济和人口、国土在国际社会中的沉重的存在，使仇恨主导的中国社会大危机的爆发方式，具有震撼人类历史，甚至主导世界命运的能量。而邓小平权贵集团如何应对危机，将直接影响中国社会大危机的走向。
在此使用“邓小平权贵集团”的概念，专指实行权贵市场经济之后形成的主导中共权力意志的官僚集团。准确预测一个人的行为方式，首先要对其真实的人格有准确的了解；准确预测中共权贵集团的行为模式，则要以对其政治人格的深刻理解为前提。
中共权贵集团是对东亚大陆各民族犯下重重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无论在毛泽东时代或者邓小平时代都是如此。有人申辩道，现在的中共权贵不应当为过去的罪恶负责。但是，这种申辩违背法的正义。现在的中共权贵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权力遗产的同时，也应当继承历史的政治债务；他们作为中共暴政政治人格的继承者，当然要对中共全部罪恶承担法律责任——法的精神拒绝“只继承权利，不继承责任”的遗产转移原则。
中共建政六十馀年，通过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军事屠杀、政治法律迫害，以及制造社会悲剧，导致近亿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的凶残恐怖，纳粹德国只能自叹弗如；中共六十馀年的反人类罪行，超过中世纪千年黑暗的罪恶积累，可谓旷古绝今。一亿冤魂日夜都在诅咒这个国度；除非中共暴政的反人类罪行受到正义的审判，中国将在无数鬼魂的怨毒诅咒中，向地狱沉沦，永无超渡之日。
中共权贵集团是中国万年历史中最阴毒的卖国贼集团，它背叛文化的祖国，出卖精神的故乡，用斩杀文化之魂的方式，摧毁中国的国家命脉；它用铁血权力将西方极权主义文化推上精神之王的宝座，使东亚大陆沦为德国犹太人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殖民地。中共实施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不仅意味着大规模精神虐杀，而且是由血海尸山来表述的生命牺牲——牺牲的是各民族中最高贵、勇敢、自由而美丽的灵魂；活下来的，绝大部分可以归类为行尸走肉。
人的本质在于精神；文化是精神的外化，心灵的展现。因此，文化性种族灭绝是比生理性种族灭绝更深重的罪恶——它从本质上否定人，否定民族与国家的存在。“海可枯，石可烂”，中共权贵集团灭绝文化祖国之罪，不可宽恕；如果中国文化从此魂销魄散，灰飞烟灭，万劫不复，那就只有不停的风，在荒野间为中国文化之殇作万古悲叹。但是，只要中国还有文化复国的一日，重建精神家园的庆典，必定也是对中共卖国贼集团进行末日审判的法庭。
千万官员，无官不贪，无吏不腐；利用腐败权力攫取社会财富，然后把罪恶的金钱转化为骄奢淫逸的生活——这是邓小平权贵集团政治胎记。每个官员都把其控制的权力视为财富的来源，权钱交易已经成为所有官员正常的生活方式。正由于无官不贪，无吏不腐，整肃贪腐便异化为打击权力竞争对手的常规措施，而丝毫也不证明廉政的努力；近千万妓女每夜都在遍布中国的十万夜总会中，供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淫乐，乃是中共腐败的经典写照。
有人讲，作中共官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幸福”的职业；对于物欲化的生命，腐败权力就意味着幸福。然而，无论怎样幸福，毕竟也作贼心虚；如何避免罪恶的财富将来受到人民审判的清算，是邓小平权贵集团，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最无耻、最猖獗的贪污犯罪集团的普遍焦虑——从中国民众普遍“仇富”心态的锋芒间，贪官污吏早已意识到，锐利的危险正冰冷地抵在他们的腰际。
凶残至极的反人类罪犯罪集团，背叛文化祖国的卖国贼集团，腐烂入骨的贪污犯罪集团——邓小平权贵集团的每一项政治人格，都在预言同一种可能性：命运的尽头，审判台在等待他们；审判台后面或许还有断头台。审判后被绞杀的萨达姆、像受伤的公猪一样关在铁笼中受审的穆巴拉克，不仅让邓小平权贵集团有物伤其类之悲，而且更是怵目惊心的警示。规避被审判的命运由此形成邓小平权贵集团的共识。
权贵专制体系是托起中共千万贪官污吏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特权的魔鬼之臂；失去极权专制，贪官污吏将丧失一切。上帝或许可以宽恕所有的罪恶，法律却不能如此。中共暴政犯下的违背天理人伦的罪行就不能宽恕。邓小平权贵完全清楚，极权政治构成他们免受审判的唯一的保护伞；极权体制的命运同他们的命运休戚与共，生死相依。
邓小平权贵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在海外银行设立私人账户，以策其罪恶金钱的安全。此次茉莉花革命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最令中共贪官污吏痛不欲生——在关键时刻，海外的金融机构，包括号称最安全的瑞士银行，竟纷纷宣布冻结独裁者家族的资产。痛心疾首之余，邓小平权贵明白了一个真理：失去专制权力，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安全的银行；极权政治是他们罪恶金钱的唯一的庇护所。
同极权专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决定，面对日渐逼近的中国社会全面危机，邓小平权贵集团势必把千方百计强化极权专制，作为主要的政治意志。
邓小平权贵集团强化极权专制的首要之举，便是强化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这三个最具社会能量的要素之间的罪恶联盟。在现象世界中，表述即存在，没有表述就没有存在。邓小平权贵集团构建罪恶联盟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全面压抑社会危机中蕴涵的对腐败权力和肮脏金钱的仇恨，使之难于形成政治反抗运动的表述方式——不能升华为政治反抗形式的社会危机，不会对极权专制造成致命威胁。
上述罪恶联盟由腐败权力的生命形式，即中共贪官污吏主导。贪官污吏用政治特权和物欲的极度满足收买堕落的知识——使知识分子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奴仆，同时，中共也为肮脏的金钱转化成政治特权修筑了一条“快速通道”——在江泽民主政时期，中共，这个理论上的无产阶级政党，竟宣布允许资本家入党。有人据此声称中共已经背弃了共产主义。然而，这种声称所表达的至少是庸人学者的愚腐之见。因为，中共理论上的某些修正，目的在于维护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即极权专制政治，使之能够渡过全面社会危机。从本质来审视，中共不仅没有背弃极权主义，反而表现出对于共产主义的不择手段的忠诚。
什么是共产主义？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建的一系列共产帝国，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社会大悲剧。有些脑残的文人试图证明，共产主义罪恶的政治实践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美好的共产主义理论。但是，历史不相信这类脑残文人的证明，就如同不相信孕育出无数魔鬼的灵魂会属于天使。而中共暴政，这个马克思理论在东方的政治代理人，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坚守西方极权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
通过对心灵的控制达到对人的命运的控制权，而控制了人的命运，也就获得了对世界的所有权——这是西方极权主义的基本逻辑，也是中共的统治逻辑。所以，强化思想控制必定成为中共强化极权专制的题中之意。不过，邓小平权贵集团对思想的极权控制也显示出相应的时代特征。邓小平通过让中国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的方式，抹去历史对于天安门血案的记忆——人的心腐烂了，历史也就失去记住罪恶的良知。这个过程中，率先腐烂的，而且腐烂入骨的，便是千万贪官污吏。从腐烂的权力中分泌出的思想控制方式，便是堕落至极的黑手党政治。另一方面，由于政治道德的破产，中共已经难于进行有效的理想主义的思想欺骗，邓小平权贵集团只能越来越依赖猥琐污秽至极的专制方式，即秘密警察统治，来实现普遍的思想控制。
利用黑手党政治原则和秘密警察统治，构建关押政治反抗精神的思想铁牢，同时，又把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发挥到极致，让普遍的恐惧充当看守思想铁牢的狱卒。于是，邓小平权贵的中国展示出极为怪诞的现象，即极端自由和极端不自由的叠加：人可以找到在物欲中纵情无羁地堕落的自由，而无须任何道德的顾忌，同时，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却被吊在铁铸的绞索上示众。
邓小平权贵集团强化极权专制的另一个战略举措，便是把腐败权力、肮脏金钱和堕落知识结成罪恶同盟的经验，推进到国际领域；他们“对外开放”政策的核心便在于收买并腐化全世界——同国际资本、知识精英和强有力的政客结成利益共同体。邓小平权贵集团显然有一个精明的计算：如果全世界都在物欲中腐烂，都狂热地倾听物性功利主义的流行音乐，内在于中国社会危机的追求正义的理想，便难以找到强有力的国际支持。
邓小平权贵集团收买并腐蚀世界的战略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路凯歌高奏；物欲诱惑的锋芒所向，从财团、知识精英到政客，无不丢盔弃甲、望风披靡。中共的成功似乎论证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观念具有真理性：人本质是物的存在形式，而不是精神的意境。不过，这个真理太丑陋，丑陋到苍蝇都不愿同她作爱。
一个以中共腐败的权力为轴心，由国际资本、各国知识精英和政客参与的罪恶的国际联盟，事实上已经形成。西方各国对中共的极权扩张采取的绥靖主义政策；国际舆论间广泛流行的“和平崛起的中国将走向民主”的幻想，以及“中国将扮演拯救世界经济的角色”的溢美之词；国际财团对中国权贵市场经济源源不绝的资本输入——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上述国际联盟正在发挥强化中共极权专制的国际能量。当然，这个事实上的国际联盟的形成，是以邓小平权贵集团出卖中国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为代价。
通过强化极权专制应对全面社会危机，是极其愚蠢的思想逻辑的产物。全面社会危机以权贵市场经济为直接源头，而权贵市场级经济又是当代中共极权政治的经济表述。所以，强化极权专制同强化孕育社会全面危机的根源是同一回事；极权专制越强悍，它所积累的社会危机的能量便越巨大。
尽管通过强化极权应对社会全面危机意味着愚蠢的思想逻辑，不过，对于邓小平权贵集团，那又是命运的必然，即一种别无选择的宿命。当然，这种宿命也属于中共整体的命运。
关于中共会自我改良，走上民主政治之路的梦呓之声，二十馀年间，曾经喧嚣一时，至今仍不绝如缕。这种梦呓或者出于作为中共思想走狗的伪自由知识分子之口，或者源于奴性入骨者那颗对中共充满幻想的心——奴性是因为他们永远不愿放弃对中共的期待，尽管那是年老色衰的小弃妇般无望的期待。
邓小平权贵集团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属贪官污吏，都是贪污腐败的罪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犯有大规模屠杀人民罪、政治迫害罪、酷刑罪等反人类罪行。他们可以为强化极权专制作出任何选择，却唯独不可能走上民主改良之路。道理很简单，对于中共权贵罪犯群体，放弃极权，民主改良，就等于自己为自己套上绞索。自裁的勇气来自真诚的忏悔和良知回归。可是，有谁会相信腐败入骨的中共贪官污吏还有真诚忏悔的精神能力，还有倾听良知召唤的愿望。
有关中共可能政治改良的想像的唯一依据，在于胡耀邦的人格。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胡耀邦主政的数年间，中国确实出现过政治改良的希望。不过，中共对胡耀邦无情整肃，既是对胡耀邦高贵的政治人格的否定，也是对政治改良的否定；天安门事件的血则洗去了当代中国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正像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近代史上中国改良与革命的界限一样。
当前，全面社会危机已经如大西北的黑风暴升起在中国命运的苍穹。邓小平权贵阶层又难于找到消弭社会危机的对策——强化极权可以推迟危机的爆发，却不能解决社会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类似北非和中东的民主革命。因为，中共极权，这个政教合一的类宗教组织所蕴涵的政治、经济、精神的能量，远非北非中东的独裁政体可以比拟。
可能主导中国未来命运的逻辑有两个：一是经过全面社会危机引发的民主大革命，彻底否定中共暴政，走上自由民主建政之路；一是中共全球极权主义扩张的意志，通过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将中国社会大危机中积累的仇恨，转化成盲目而疯狂的全球扩张的动力。
第一种逻辑主导中国的命运，世界会得到和平；第二种逻辑主导中国的命运，人类便不得不准备面对世界末日。中共党内的斗争，正在准备把人类的命运之轮推上第二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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