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大劫难：中国丧失文化祖国和心灵家园(图)
二
来自西方的魔鬼诅咒
——中国丧失文化祖国和心灵家园
黄帝（williamhill官网
配图，网络图片）
从来没有一种社会运动，像共产主义这样，向命运索要如此深重的苦难和惨痛的生命损失作为祭品；也没有哪一次理想主义的崛起，像共产主义这样，最终竟造成心灵的百年悲怆，并用血海泪涛论证理想主义的残酷。但是，时至今日共产主义的本质仍然没有清晰地呈现于人类的智慧之镜——人们甚至不清楚，共产主义究竟是一次伟大理想主义的失误，还是魔鬼的罪恶；至于共产主义的文化源流，则更是云遮雾锁。
不清楚苦难和罪恶的原因，那麽，苦难和罪恶必定再次主导命运。无论对于个人、族群，或者人类整体，都是如此。更何况共产主义并不是过去时。尽管欧洲中心主义者傲慢而愚蠢地认为，苏联和东欧共产帝国的雪融冰消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最终失败，但是，中共暴政在东亚大陆的存在，已经开始预言共产极权的再次崛起和全球性扩张。因此，为了阻止罪恶，必须寻找到共产主义的文化原因。
共产主义的文化之源，是流淌在中世纪千年暗夜的极权主义血河；沿那条血河，还可以上溯至古犹太智慧中涌现出的真理绝对主义意识。共产主义的精神风格，同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相似得就如同两个骷髅。
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和共产主义运动，这两种精神运动都以创建绝对的真理，作为思想的终点，并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要求对人类心灵的控制权；只不过绝对真理一个表现为来自上帝的宿命，一个表现为来自物性的客观规律。
这两种精神现象，都设立终极的理想，来诱惑历史，并以终极理想的名义，要求对人类命运的主宰权；不同之处只在于，一个理想状态属于地平线之外的天国，一个是地平线之内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两种精神现象，都把普遍的社会仇恨奉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此一来，从绝对真理得到合理性和神圣性祝福的仇恨，便冲决道德的堤坝，表现为残酷至极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的泛滥；只不过前者仇恨的对象被设定为异教徒，后者仇恨的对象则冠名为“阶级敌人”或者“敌对势力”。
这两种精神现象，都把摧残精神多元化和推动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视为实现绝对真理统治的天职；不同之处只表现为，前者的绝对真理是来自天主教教廷对《圣经》的理解，后者的绝对真理是来自德国犹太人马克思对物性逻辑和历史必然规律的洞察。
这两种精神现象，都以拯救全人类，作为世界性政治扩张的道德基础；只不过前者要实现的是天主教对世界的绝对统治，而后者要把所有族群都置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之下。
这两种精神现象，都设立组织严密的具有精神特权的团队，而且其精神的特权又得到专断的政治特权的加持；不同之处只在于，一个精神特权集团称为教士阶层，一个精神特权集团称为共产党。
我们还可以从更多角度对中世纪神权政治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质性作更全面的审视。然而，面面俱到，往往意味着主题淹没于琐碎之中；仅根据上述对比分析，已经足以使人看清，中世纪神权政治和共产主义远隔千年时间所显示出的精神风格的相似性——它们具有极权主义的共同的文化基因；共产主义是欧洲中世纪极权主义鬼魂的近现代复活。
不过，正如古希腊哲人指出的那样，世间没有完全相同的事与物，甚至两滴海水也有差别。以共产主义名义复活的西方极权文化传统也必定表现出时代的特征——时代的特征，那是中世纪鬼魂开启近现代复活之门的钥匙。从思想形式的角度审视，共产主义的主要时代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由于古希腊文明的复兴是近代史的时代精神的铸造者，所以，西方极权主义尽管本质上源于古犹太智慧的绝对真理意识，然而，它的近代复活的经典形式，即共产主义，却不得不披上源自古希腊的思想外衣，于是，诡辩论与唯物主义的结合，宿命论与逻辑意识的结合，等等一些具有明确古希腊智慧个性的理论，便为马克思主义作哲学的奠基；同时，由于从古希腊文化的自然理性崇拜中崛起的科学理性成为时代的力量象征，所以，马克思又用“科学”的名义，装饰他的共产主义宿命论的思想之屋。
只配用浅薄的思想能力触摸表象的庸人学者，根据共产主义的理论外形，便将其归类为古希腊文明复兴的思想范畴。这种归类是错误的。因为，共产主义的本质不在于理论的外形，而在于理论外形所承载的极权主义灵魂——以绝对真理的神圣名义，要求对人类的精神和世界命运实施铁血统治的权力，并论证文化性种族灭绝政治的合理性。
事实上，从欧洲到东亚大陆，共产主义政治实践的全部内容，都表现为极端的极权专制政权，以及与这种权力模式如影随形的国家恐怖主义。这种事实的结论正是共产主义本质的体现。创立唯一的绝对真理的思想暴君，否定精神自由，肯定宿命——这才是极权文化的灵魂。至于思想暴君被谎称为上帝意志，还是必然的物性规律，并不决定本质。
“还魂的鬼是丑陋的”。中世纪极权政治以上帝的意志作为绝对真理，毕竟还为人类的救赎保留下一丝余地，即生命的神圣感；只要生命神圣感没有完全凋残，人就不至于彻底堕落为魔鬼。马克思将绝对真理表述为物性规律，意味着共产主义是以物性为最高信仰的宗教；人的精神也被归结为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这既是对人的概念的侮辱，也是对生命神圣感的根本颠覆：人本质上不过是一块物质，一堆尘世的欲望，一块终将在死亡中腐烂发臭的肉。
对人的本质怀抱如此阴郁的观念，人格的高贵与美就失去了可能。这正是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大规模虐杀人类时显出无与伦比的粗俗与冷酷的哲学原因——杀人，就像劈开一块块腐朽的木头。
理想主义是引导人类升华的希望。可是，人的本质被归结为物质，物欲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导，成为理想主义的内涵。理想主义物欲化，人类升华为美而高贵的精神存在的可能性就被斩断。充满浓烈物欲臭气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经济决定论的宿命之路，正是人由精神存在退化成一堆蠕动的物性贪欲的堕落过程。
人区别于万物之处，在于精神意境；人类历史的本质，表现为自然史之上的文化进程。科学理性则是客体逻辑在智慧中的精致映像。正由于科学理性本质上是物质世界的逻辑，所以它才蕴含着巨大的物性能量。科学理性逻辑的表述应当归类于自然史的领域，而不属于人类心灵史的范畴，尽管科学理性是一种智慧的现象。因此，当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宿命论冠以科学之名时，实际上是把人类的文化降低为物性的逻辑史。
讨论至此，相信许多读者已经开始感到厌恶——注视堕落、丑陋、血腥的存在，当然令人厌恶。共产主义理论之所以能泛滥于欧亚大陆，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马克思洞悉人性中的堕落、丑陋和对发泄血腥仇恨的渴望，并在人性的全部弱点之上，构筑起他的理论基础。
共产主义恰是西方极权文化的最俗不可耐的堕落形式。我对这种理论厌恶至极：我厌恶绝对真理的信仰，因为，它意味着思想的墓碑和囚禁精神自由的铁牢；我厌恶以仇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这种观念阴郁得像刽子手的眼睛；我厌恶把人视为蠕动的物欲，把人类的命运表述为经济决定论，因为，那太粗俗，太接近奸商只能听懂金钱召唤的心；我更厌恶涂在丑陋理论上的理想主义的油彩——就像装嫩的老女人脸上厚厚的脂粉，经常由于皱纹的抽搐而掉落下来。
既然厌恶，为什么还要引导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作思想的关注？原因很简单——只因为来自西方的魔鬼，马克思主义，把恶毒至极的诅咒加诸于中国的命运之上，而中共暴政则将通过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诅咒人类的命运。
中共是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专制集团。中共统治中国的过程表述旷古绝今的文化悲剧：在文化性种族灭绝政治之下，中国文化精神香消玉殒——那比生物性种族灭绝更加残酷，因为，被屠戮的是曾经属于金色种族的灵魂，而心的悲苦超越肉体疼痛。
中共建政以来的全部历史，就是中国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殖民地的过程，中国早已丧失文化的祖国，心灵的家园；中共权贵是中国万年历史上罪恶最为深重的卖国贼集团，它背叛文化的祖国，出卖精神的故乡；中共权贵的政治奴隶和西方极权主义心灵控制下的精神亡国奴——这便是今日中国人的真实地位。
游学燕赵之地时，我曾在北京一所大学中，与十几位藏人学生纵酒。那群康巴人形象英俊刚毅：长眉如雄鹰展翅，头颅似铁铸铜雕的艺术品。狂饮大醉之后，藏人竟仰天长哭；康巴铁汉的悲声，直可断金碎石。其中一人似向苍天大地倾诉心之苦痛——“共产党要剜出藏人的心，给我们换一颗汉人的心！”
当其时也，我亦感焚身裂骨之痛，却又欲哭无泪，只能让一声长叹飘散于荒凉的沉默中：“你们不知，共党狗官首先剜出的是汉人的中国文化之心，并给汉人换上来自西方的魔鬼之心——汉人灵魂已死；活着的，是魔鬼的诅咒。”
如果把西方极权主义文化视为一种生命存在，那麽，这种生命存在的天性在于，运用铁血强权护卫的绝对真理，通过控制人类的心灵，主宰历史命运，获得对世界的所有权。而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就是展现魔鬼天性的基本方式。中共建政之后，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形式，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思想暴君的加冕；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思想整肃和政治迫害，精神虐杀的锋芒最终都指向中国文化。难以计数的承载中国文化之魂的生命，或者尸横刑场，或者在苦役犯的命运之路上被荒凉的风吹散，或者变成铁牢阴影下的一片黑红的枯血。他们凋残了，他们枯萎了，他们消失了，随着他们一起死去的，是中国文化精神。
文化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典籍等一类非生命形式，一种是人的心灵。佛教密宗的传承，极其重视上师的心口之传，这意味着一种文化哲理——真正的文化神韵只活在心灵中，典籍等非生命形式是埋葬文化的棺木；开启棺木，看到是文化的骸骨，从人的心灵中，才能找到生机盎然的文化神韵。中共对千万文化人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大迫害，大虐杀，承载中国文化的心灵被摧残殆尽，中国文化也因此失去现实的生命形式，中国文化的幽灵只能黯然退出现实，退回落满时间灰尘的历史陈迹中。
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国家权力共产党寡头集团私有制，所以，中共权贵有能力把国家权力绝对控制下的国民教育体系，也变成推行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的常规设置。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教育，共产主义的基础理论，从哲学到历史学，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经济学，都是不变的学习主题。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垃圾竟能占有大学本科教育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课时。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共产主义神学院”，即中共党校和团校的设置，中国人从启蒙到高等教育的完成，乃至成人教育，无不处于具有巴士底狱风格的精神铁牢中；里面关押著自由思想的可能，或许还关押著中国文化的鬼魂。
无论庸俗的政客学者基辛格，还是繁琐的亨廷顿，或者其他更加渺小琐碎的西方汉学家，当他们把中共官员及其御用文人解读为当代中国文化的象征时，他们既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也是在侮辱中国文化。因为，中共的理论和实践都在表述一个雄辩的事实：让神州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地，是中共权贵对西方极权主义文化魔鬼的承诺；担当屠戮中国文化的行刑者，是中共实现魔鬼承诺的题中之意——只有中国文化血溅刑场，魂飞魄散，西方极权主义文化才能主宰中国人的心灵与命运。
中共强加在当代中国命运上的宪法，其序言中载明，所有中国人都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指导思想。这是中共权贵在最高政治法律意志之上雕刻的纪功宣言。在中国的土地上，宪法竟以国家强制力的名义，迫使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暴君的地位。这意味着，十五亿中国人已被西方极权主义文化征服，沦为精神奴隶；这座中共权贵的纪功碑，对于中国文化却是耻辱的墓碑——中国已经文化亡国。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甚于国亡。中国正处于心死国灭的大悲哀中。而更可悲之处在于，中国人已经失去理解并感受大悲哀的能力。中国文化曾经以其华彩如朝霞漫天的精神魅力，高踞于东方文明之巅。如今，当她死去时，却没有缤纷的花雨和心灵的哀乐为她送葬，也很少有泪水飘落在她的荒凉的死亡之上，因为，十五亿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没有泪水，而只有贪欲——唯独我，一个浪迹天涯的哲人与诗者，愿为中国文化之殇，作泪如潮涌之祭；我愿放声痛哭，直哭得天惨地愁，直哭得日月无光，直哭得山崩地裂。怎奈我又知，这个世界冷漠得不再能被从真情中涌现的泪涛所感动。既然如此，不哭也罢；就让我只把属于苍天大地的悲哀埋葬在虚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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