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环保高官：中国本有机会避免环境灾害(图)
“新雾都”北京
近日，中国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被称为中国“环保之父”的曲格平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称中国在三四十年前本有机会避免环境灾害，现今恶化的环境是为经济增长支付的代价。
1月21日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现年83岁的中国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现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的曲格平。这位前中共体制内高官感叹中国在三四十年前本有机会避免现今的环境灾害。
他回顾上世纪70年代，中国总理周恩来曾邀请日本一名记者向政府官员发表演讲，讲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发生在日本的重金属汞污染丑闻（日本曾发生汞污染水源导致的水俣病案例），及快速工业发展造成数百人死亡的环境悲剧。他认为中国目前也在重复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30年后，中国为高速经济发展欠下了巨大的环境债务。
《南华早报》报道分析，近年中国环境危机出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始于1984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急速发展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导致城市空气质量恶化、湖泊被污染；第三个阶段则是被称为胡锦涛掌舵的“黄金十年”，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如石油化工、水泥、钢铁等企业大量兴起，中国大陆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环境污染地。
对此曲格平表示，在1983年，环境保护被正式确立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7年联合国又推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但中国经济增长下呈现“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使环境法规无法实施，中国也错失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时间点；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体制也存在明显矛盾：“政府在控制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方面，所做的一切远远不够，为什么环境保护的战略无法实施？是因为对政府权力没有监督，权力仍凌驾于法律之上。”
曲格平于1988年至1993年任中国国家环保局局长，其后任中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长达10年，1987年曾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质奖章”，是中国最早提出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路子的环境官员。他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情绪激动，但认为如果在不改变整个政府系统的情况下，象他一样个体的努力终无法改变现状。
近日北京雾霾使中国环境污染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和公众关注焦点，中共候任总理李克强表示要求及时向公众公示PM2.5数据，他同时强调环境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解决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今后将加大执法力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都是体制惹的祸？
中国国家环保部环评司正司级巡视员牟广丰认为北京雾霾象中国其它环境问题一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仅以北京为例，环北京周边地区兴建了大批钢铁、水泥甚至是化工企业，加之北京目前机动车保有量太高，现有的环形城市建设不利于散污，以致于形成北京雾霾，他相信这场雾霾也会引起中共高层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中国社科院前研究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向德国之声表示，曲格平作为环保部门前高官，看到了环境问题的现象和症结，但发展到改革开放后，市场和权力结合，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归根结底，中国环境危机有着经济和体制上的双重原因：“中国的环境污染和被破坏，除了有世界发展中国家共性的原因，也有中国特殊的原因，现在的污染从经济上说是结构性污染，从政治上是体制性污染。一方面在利益考虑上，在维护他们的体制的情况下，有另一种思考，这种思考的排位是排在环境保护之上的；造成大量的生态污染是和这个体制中的权利和资本运作相结合。”
“环保部门是政府部门中的劣势部门”
李楯也表示，曲格平在采访中谈及环保法规无法实施，也体现了环保部门的困境，在中国政府的多个部委中，与发改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相比，环保部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处在一个尴尬位置：“我们的政府部门缺乏相对独立性，如果独立性存在就会形成一种制衡机制。我们的环保部相对于发改委这样的机构是处于边缘的，他们说话不管用。”
李楯也将矛头指向环保部门的主要官员，指他们并未履行责任，缺少早年间发起“环评风暴”的潘岳这样的环保官员，2005年起，现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连续掀起“环评风暴”，当时一批大型工程项目被叫停。但“环评风暴”刮过之后，这批项目依然上马，“环评风暴”并未阻止中国环境恶化的势头，据传潘岳也因此触动利益集团遭遇政治升迁“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