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即将破产？
有关社保基金缺口的舆论，近年来连绵不绝，一浪高过一浪。前不久流传2013年社保基金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最后闹到官方出来澄清。18万亿元缺口的数字最早出自一篇名为《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非官方研究报告，18.3万亿元是该报告测算今后38年养老金总缺口，该数据建立在今后就业人口与退休人口会达到1：1的预测基础上，怎么可能？以讹传讹变成一年缺口18.3万亿元，更加荒诞不经了。
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自2004年出现以来，也是经久不息。2012年6月5日人社部官员宣称：“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面对汹汹反对声浪，人社部领导又表态：“延迟退休政策要非常慎重……不会在近期立刻实施。”民意稍稍平息，又出现“阶梯式退休”的新提法，声称对不同群体差别对待。随后人社部又以“十年内不太可能”给社会消火。人社部声音的反复，看来是急于令公众对延迟退休麻木，形成心理预期，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行自己的方案。
2007年出台《劳动合同法》前后，媒体爆炒劳资纠纷，把《劳动合同法》捧成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尚方宝剑。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以前，员工可与企业协商购买社保与否。《劳动合同法》追究企业不给员工购买社保的责任，等于禁止企业与员工协商，不但剥夺企业，也剥夺员工的选择权。受社保迁移困难、急需用钱供养父母等因素影响，农民工购买社保的意愿非常低，更愿意多领现金。
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使得此后社保费收入大跃进，越是农民工流入大省受益越大。农民工的老年长辈要么受惠不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么领取的退休金远不如农民工缴纳的社保费。社保收取农民工缴纳的社保费，除了少量结余之外，大多转移支付给了国企退休职工，等于农民工不但要供养自己和父辈子辈三代人，还要供养国企退休职工，自己的养老金却因社保关系迁移困难没有保障。
社保部门在舆论界异乎寻常的强势，疑似已形成利益集团与利益相关部门互为呼应。在社保制度构建初期，社保资金频频出事：1990年代广州8.9亿元养老保险金被挪用；2003年6月，太原市财政局科员挪用社保基金8609万元；2006年，上海市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近年来由于严格监管社保资金用途，窝案似乎减少了，但是资金收益率低于通胀率，在合乎规范地亏蚀。
根据郑秉文测算，1997年以来中国五险基金利息损失高达6000亿元以上。有人亏蚀就有人赚钱，目前社保五项保险资金结余总量已超3万亿元，金融机构对此巨额资金结余垂涎三尺，各级政府融资平台也视其为廉价的资金来源，中央政府最强势，向社保基金发行2万亿定向国债将其大部分揽入怀中。总之，社保费只要缴纳上去，无论如何监管，最终都会变成官员可以支配的钱，所以在各级基层官员看来养老金结余多多益善，公众对养老金缺口的担忧愈烈对他们愈有利。
社保真相：增大的不是漏洞而是结余
事实上社保养老金开支大于收入的情况只在极少部分地区存在，通过各级统筹不难解决，不会威胁到社保制度，全国社保养老基金结余从未减少，而是急速攀升。
根据2012年8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信息：截至2011年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0611亿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群为3.61亿人，加总已达6.22亿人，预计2012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居民总数将达到7亿人。
上述社保养老金在领取和参保两个方面的覆盖率都很高，但是支付水平很低。2011年全年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1.8亿人平均分下来每月才590元，即使在农村也不能让老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养老金不仅支付水平低，而且差距大。最高等级是600万公务员，不用缴纳社保金，却领取高水平的退休金，少者数千，多者过万，直接从国库开支。第二等级是3000万事业单位职工，多是文教卫生系统，虽然没有行政权力，但是有话语权，影响力大，他们的退休金有些从单位领取，有些从社保领取，正在逐步纳入社保体系。第三等级是国企职工，人均养老金为1531元，勉强够生活，垄断国企一般有补充养老金。第四等级是非国企职工和城乡居民，他们是缴纳社保费的主力，但是年届退休的比例不高，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到7000万。第五等级是农村居民，多的能领300～500元，最少的农村养老金每月仅3毛钱，徒具形式。
虽然国家连年增加养老金给付标准，但是与征缴的养老金收入增速相比逊色不少。2011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同比增长25.9%，开支同比增长20.9%，相差5%。2010年社保基金收入完成计划的111%，支出只完成98%，收入超计划，支出计划完不成。连年入超，再加上财政补贴，结果是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增速迅猛，2003年底为2200万，2006年底为5500万，2010年底约1.5万亿，2011年底约2万亿。
虽然近年来财政开支对养老保险基金补贴的绝对值是增加的，但是相对值较五年前小有倒退。在全国人大决算报告中，社保养老基金隶属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领域的支出，在总的财政支出这本大账里所占比重，2008年以来分别是10.9%、9.97%、10.2%和10.2%，2008年之前，该比重在10%～11%。
在本世纪初制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十五”规划当中，曾提出“逐步将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到15%-20%”的目标，但是期末远未达到目标。尽管此后官方仍不时提及“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之类的说法，具体的数字目标，已不再出现。可资对照的是，其他民生领域，比如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一直在提高。
为打破既得利益格局，须将社会保险改革的主导权从社保局身上剥离出去，确保社保局为单纯的执行机构。
改革方向：提高水平，降低费率
2011年，1.8亿老人退休金人均每月仅590元，即使在农村也不足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养老金不足，不但削弱了老年人的消费能力，而且抑制了中年人的消费欲望，世界各国多以40岁至60岁这一年龄段的消费占比最高，独中国例外。
近年来人社部几次10%的比率上调基本退休金，但是基本保险费收入年增长速度在20%以上，单从收支比来看，就可以加大上调退休金的幅度，更何况财政补贴那部分潜力尚未用上。如果财政补贴占比达到十五规划中制定的20%，以2011年的财政收入测算，补贴金额高达2.5万亿元，足够给1.8亿老人每人每月发1000元退休金。
老人不缺消费欲望，只缺钱，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向老人增发养老金可以迅速拉动消费，它满足的是真实的需求，刺激的是真实的生产力，跟政府花钱用于建设形象工程的社会效果完全不同，个人花钱也比政府花钱更加“有效”，因为其中没有代理人腐败，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所以钱与其放在国库让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如交给公民改善个人生活，一旦对退休后的担忧减轻，40岁至60岁的人群喷发出来的消费潜力更加可观。
欲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又不引起争议，最简便的方法是在现行基本养老金制度之外，不分职业身份，按同一标准，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发放养老金。对老人来说，无论适用哪种社会保险制度，都是净增加一笔收入。技术上很容易实现，只要校验身份证，再加指纹识别即可避免冒领。有了这笔财政补贴的养老金保底，使其他类型的养老金改革与整合变得从容起来，加速实现养老金制度的统一和高效。
养老金在世界各国都属于社会政策，由工作的中青年人缴税，政府再分配给老人。我国有关部门创造性把社会政策说成是社会保障，又由保障曲解为保险，再以社会保险去抢夺商业保险的饭碗，形成社保基本养老金脚踏再分配和积累性养老保险两条船的局面。
虽然名为基本养老保险，但社保五项合计占去工资收入40%，剩下的要供楼和消费，工薪阶层极少还有余力去购买补充保险，国内商业寿险业务基本上沦为收益固定，与寿命关系很小的理财产品，失去养老保险的意义。
由于体制性的劣势，社保基金余额的投资收益率无法跟金融企业相比拟。政府经营积累型养老金，相当于以负利率强迫储蓄，不但不是福利，反而是变相征税。它又不像个人所得税那样具有累进制的特点，基本养老金越是低收入群体，享受到的退休金的比率越低，地地道道的负福利。
基本养老保险只是在征收环节当成积累性保险宣传和记账，在资金调度上还是作为转移支付在统筹管理的，形成所谓“个人账户空账”的说法。“个人账户空账”本来是社保部门管理中出现的漏洞所致，他们却以此向公共财政讨要补贴，可见其脚踏两条船的优越性，好处占尽，坏处撇清。
为今之计，当厘清基本养老金的概念，政府管理的社保只做再分配，，积累性养老金服务留给金融企业去提供，比如企业年金、商业寿险之类。欲留出收入空间给工薪阶层购买市场化养老金，势必降低政府收取的社保费率，应当从现在的40%，降低到20%左右。20%的比例并不低，因为另外还要负担个人所得税。政府收取的社保费实际上就是一种直接税，跟个人所得税的效果完全一致，长远来看，社保费应该与个人所得税合并。社保局只管发放，不管资金运营和征收。
多留收入给工薪阶层支配，也有利于提升养老效率。本来现实社会就存在多种多样的养老方式，出租屋养老、子女养老、投资养老……政府没有必要大包大揽，否则会将养老风险集中在政府身上，降低社会抗风险能力，对谁都没好处，欧洲人正在感受其后果，中国不能不引以为戒。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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