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知识错误背后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知识错误事件正在演化为2013年度第一宗重大公共事件。不少国内媒体和外媒都报道了该文中有关大禹治水年代的知识错误，以及对成语等知识的误用。在这些知识错误背后，则牵涉到当代对媒体生存状况和媒体管控的痛切感知。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网络热议其实是一种悲愤的抗议和绝望的抗争。这是此次事件最值得注意之处。
《南方周末》是当代中国媒体里伴随改革开放社会进程而崛起的新闻业重镇，由于其首开大规模深度调查性报道的先例，不仅对30余年来的社会变革有很大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代代编辑和记者的努力，这份报纸培养了开花散脉的无数具有专业主义新闻观的媒体人，他们活跃在全国各种媒体上，不限于平媒，该报也因此被戏称为当代中国新闻业的“黄埔军校”。某种意义上说，撇开现实现在南周真正的报道和评论水准而言，这份报纸凝聚了当代社会很大一部分求良性变革、求确实希望的人群对媒体的希望，以及很大一部分怀抱炽热社会热忱和公益心的媒体人的新闻理想。这是本次知识错误事件及其背后过程引发如此叛逆的根本原因。
现代媒体不仅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瞭望哨和守护者，更基本的层面而言，还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最起码体面与尊严的承载者。当媒体被迫说谎，甚至权力的手直接粗暴地当众撕碎媒体最起码的工作流程，丧失尊严的不仅是媒体，更是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媒体管理政策掌握的水平问题，管理水平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原则问题和伦理问题。在中国社会，管理一度成为一种迷信，而管理被简化为焚书坑儒似的直接蛮横权力施行。这不是意见或观点之争，而是权力自身的性质和逻辑问题。权力可以代替经济的计划，可以代替学术，可以代替缜密的战略与政策思考，现在权力可以代替写作与新闻职业规范了。说到底，一个媒体没有基本自主进行采编活动的社会，要谈社会和公民的言权，那是虚妄的。而如果没有社会和公民的声音，一个社会会沦入怎样的情况，熟悉中国古代帝王专制、斯大林专政以及极左文革时代的人们应该并不陌生。
自有现代社会，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而且是性质与立法、司法和行政很不同的一种权力，因为媒体的声音直接代表社会动态的各种人群利益。更重要的是，媒体代表着一个急遽大变动时代里，社会对旧事物和新事物热忱的认知。改革开放的政策始自思想解放运动，而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体现是当年媒体的活跃，无论观念的碰撞，还是政策理念的探讨，乃至对历史罪恶的揭露与新生事物的报道。就像一个健康者红润的脸色，健康运行的媒体是社会能够自治、自立和自存的主要标志。不能说南周完全达到了这样的媒体水准——事实上，近年来很多批评者对南周具体报道与评论的批评颇甚——但无可回避，南周这份报纸本身已经是当代中国媒体理想的一个象征性所在。因此此次事件激发的感情反应除了兔死狐悲的同仇敌忾，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言权受挫后的愤怒。这是不能忽略的。
此次事件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南周一直以来的报格基调是温和的和理性的，对社会进步充满耐心和文学化的善意，因此南周遭遇这样常见的打压意义很特别，社会从中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合时宜，也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蛮横与无知；其次，长期以来，因为南周坚持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公义的关怀，因此，这份报纸是当代新极左、新文革和新纳粹势力的眼中钉。那些公开呼吁文革“三种人”亮旗子、站出来和誓欲重燃文革内战烈火的人，一直对南周为代表的媒体恨之入骨，考虑到那些人活跃的网站甚嚣尘上，这种事件不得不令人对现实的走向做悲观的猜测，尤其是，在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南巡风尘未落之际就更是如此。此事已经发酵，这种政治含义和后果并非耸人听闻。
作为公共事件，此次事情演化的现实轨迹也很值得思考：事件发生，引发微博议论，为了压制讨论，于是进行删除微博和网络禁言等一系列后续措施，可事实上，这些措施没有使事件降温，反而火上浇油，并直接暴露了权力与媒体和传播格格不入的两重逻辑。现在是WEB2.0时代了，信息的传播形态和效率根本不是焚书坑儒时代可以想象。互联网时代再不可能对社会进行分而治之似的原子化。因为知识传播的速度太迅猛了，以至于任何片面的自上而下人力干预都会适得其反。
最后，作为老读者和作者，我谨向历年《南方周末》的采编、记者以及报社领导致敬。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