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改革就是权利的重新界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成果,这和老百姓权利进行重新界定是有很大关系。要是没有这个权利的重新界定,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
经济繁荣程度往往取决经济自由度,经济自由度越高,将意味着市场主体拥有权利越多。创造财富需要人类的劳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可以创造财富。勤劳而不能富有,这就是劳动过程中做了很多无用功。如果这个社会都在做无用功,这背后必然是体制出了问题。如果一种体制奖励人们做无用功,惩罚人们做有用功,这个社会肯定是贫穷落后的。尽管很多时候,决策者都希望人们多一些有用功,但是采取了社会强制度很高方式,那么结果只能导致更多人做无用功。
没有经济自由度,普通老百姓的选择就很有限。道理很简单,老百姓要是在家养一头猪、一只鸭、一只鸡的权利都没有,那么这些劳动力资源将被空置了。本来,这些劳动都可以创造财富,但是被禁止了。要是强制他给公家养猪,看起来也可以创造财富,但是实质上却是做了很多无用功。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积极劳动,把猪养得很好,却未必得到相应回报。他不能从中得到好处,他会积极去干活吗?不要说他思想觉悟不高,这都是人类的共性。要提高他们劳动积极性,就必须让他们能够从劳动之中得到好处。实践证明,养自家的猪是最有积极性的。这场改革就是,政府同意农民可以养自家的猪,于是老百姓权利得到重新界定。
产品的物理性质并不是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并不是这个房子物理意义上功能好,就一定值钱,而是关系到背后一系列的产权问题。如果房子产权受到约束,价值必然下降。要是规定一幢别墅不能转让、不能出租,只能自住,虽然物理性质没有受到破坏,但是市场价值却下降得很厉害。市场经济认可不仅仅是产品物理性质,更重要就是背后的产权制度安排。产品物理性质可能很好,但是如果产权制度约束了,那么这些物理性质就不能有效表现出来。一幢别墅,要是不能转让,也不能出租,就不能让更多人享受到其中的物理功能。没有转让权,就不能让最需要的人来使用,市场价值必然会下降的。
经济自由度增加了,人们就有更多选择。选择越多,就越有利财富的创造。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就是市场主体的权利界定再界定的过程。市场经济将意味着个体和企业有更多选择权,有了更多决策权。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些意义都是深远重大。这场经济体制转型,提升了中国经济质量,维持继续高速增长。
李克强突出强调:“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这句话说得非常对,但是问题关键就是大家是否有这个意识。很多时候,我们强调产权的保护,但是却无意之中破坏了产权。完整的产权必须至少包含转让权、收益权、使用权。物价上涨,于是提出价格管制,但是却很少想到,价格管制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侵犯。要知道,完整的产权,必须尊重产权者的定价权利。价格管制就剥夺他们的定价权,间接剥夺他们的收益。市场经济就是利益的场所,我们没有权力要求市场参与者做出无谓的牺牲。频频干预市场,就是等于对产权的变相侵犯。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因此,维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最关键不是政府做了什么,而是给予普通公民有了多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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