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当地革命效劳 却入越共政府牢房(williamhill官网 )

连载4：为当地革命效劳却入越共政府牢房，越南红色华人一段牢狱经历纪实。

1947年11月17日的傍午，我怀着依依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伐，独自告别了中国的母校、老师和亲爱的同学，踏上了天风海涛的征途，乘风破浪，经过了七昼夜海天一色的漂荡，终于到达了异国他乡的西贡。一上了岸，便成为了感情的俘虏，开始尝试那人生的滋味。

不出数月，我便成为支持当地人民革命风潮的地下组织成员（按：应该是越共领导的越南南方解放联合会），然而，还不能脱离那浓厚乡情建立起来的商场。

1952年8月，情属表亲的雇主时任，南越华侨公立中正西医院董事会财政，我白天到院办公，晚上回店收柜理账。

三年又半的中院出纳、事务、总巡查等职务后，迎来了新形势的需要，组织要我坚决请辞，离开中院。

1954年奠边府之役，日内瓦协定，南北分割，法国退出，美国介入，吴庭艳伪政权建立，新形势急剧变化，组织要我打进第一线的报界。

1956年2月6日，得到介绍进《大夏日报》工作，循例自随习记者起步，而后身兼编辑经理两部职责。沉浸在这生活中，历经10年之久。

在这10年中，生活方式似乎十分刻板，但接触面却十分广阔，内容也多彩多姿，生活环境复杂，危险性大。

吴庭艳为了准备南北进行总选举的政治资本，不顾国际公法和祖国的抗议和严正声明，利用政治手段，通过严禁外侨(实际针对华侨)经营11种行业，以达全面强迫华侨转籍，造成华侨各界强烈反对。1957年4月末、5月初，西贡的西南郊区到处强蛮没收华侨身份证，触发侨青一而再再而三地抗议，声势也越来越大，激烈反对当地政权迫害。

由此而造成的越南华侨根本变化，随之而来的原有华侨学校、会馆、慈善福利机构、华侨公产的接替，和侨青服兵役、为巩固稳定美伪政权而充当炮灰等等剧变。

1963年11月，吴庭艳被以杨文明为首的军阀枪杀。此后，杨文明、陈善谦、阮庆、阮高奇、阮文绍，权力倾轧，此起彼落，变本加厉地强迫华侨青年去和越南青年一道，为美伪而战，更加猖獗地横征暴敛以维护其政权不致垮台。

10年中，由于越南分割，原居越北的国民党分子南移，集中南越。他们对华侨进步力量虎视眈眈，尤其是对经常报导实情、揭露侨团黑暗面的我，于1960年遭到特务长期跟踪监视，虽然危险万分，但却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

1965年10月25日，阮文绍政权为摧残华侨文化，强迫西贡16家华文日晚报，须合营成为8家。《大夏日报》版权人王永健，瞒骗了董事股东，擅自将版权卖给《成功日报》。也在这个时候，进步朋友圈决定要我退出，另谋出路。

离开报社后，至1969年12月前的4年中，我曾先后出任浆纱织造厂、塑胶制品厂司理职务。

在这4年中，因越南战争，日趋剧烈。阮文绍于戊申(1968年)遭到总进攻后，利用人民自卫队以协助其巩固政权。1968年9月6日晚上，当我被迫参加该自卫训练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特工，在堤岸繁盛街道同庆大道第五郡新闻处，安装计时炸药爆炸，我受了重伤，碎左肾、脾脏，断了左腰动脉管。幸得群众之助，及早离开现场，加上太太通过在同服务岗位的医师，及时为我进行切除手术，并日夜在旁无微不至地配合院方护理，我才得庆脱险而生还!

1969年12月1日，我离开塑胶制品厂后，得进步朋友圈安排，进边和育德中小学当教务员兼班任教师。

1971年5月7日，为配合当地革命地下组织的需要，并得到进步朋友们同意，转回堤岸越秀(穗城)中小学当日夜校中学部班主任及文史地教师，并协助校长室秘书办理应办的文牍工作，同时，为校董会负责办理免费、半免费生之申请以及审查工作。此外又兼任领导高中部文学组学生课外活动，课余也参加了进步朋友负责的部分领导的筹划工作。

1975年4月30日，解放军进城，整个西贡呈现无政府状态。我虽不是当选的校委，然而却冒着到处卜卜的冷枪声，赶到学校，为维护发扬文化侨产的完整，做了许多工作。也在这个时刻，应进步朋友圈之邀，5月1日到离学校百步左右远的义安会馆第五郡人民革命委员会，负责掌理内部事务；并发动学生配合当地人民建立革命政权，为安定杜会秩序工作。谁料仅仅三个星期后，一切工作大致就绪，便奉命办理结束移交后解散，又回到原教育岗位上，等候分配。

一回到学校，就被负责学校的越共华运党委洪三和提名为校委；也不到三个星期，又遭到他的藉词打击，只准辞去校委职务，不准转移他校，退居班任华语教师。

与此同时，拘捕了颇得侨众信任的侨领。接着又进行清算所谓买办资产阶级(百分九十九是华商)，掠财捕人。继又换钞，以打击华侨社会拥有领导地位的侨商，枪夺华侨财产，以为全面呈报人口、填写国籍事铺路。

1976年元旦前后，越共进行全面登记人口。公开宣布可自由选择国籍。但暗地里又个别地迫害打击填写中国籍的华侨，或三五人，或十数人，遭到票传召见进行恐吓。

我和多位华文教师，就是在这样场合，于2月7日下午4时，以“到时告知”为理由，被票传至第五郡行政署，由第五郡公安长和林思光、洪三和以诱惑兼施警告，及至天黑时才准回家。

此后，接连不断地遭其以毫无事实根据的诬害打击，如∶煽动学生罢课、宣传爱中国思想、大国沙文主义、反动卒仔……等等“莫须有”罪名，弄到遍及南越各地亲友垂询和关注。他们是在为1978年全面进行反华排华作舆论准备。1978年3月20日下午，华人聚居的第五郡伞陀街出现了一宗群众自发性的华侨年老男女，高举中越国旗和毛、胡主席像，反对强迫华侨青年入伍的示威。

仅仅过了两昼夜的3月22日午夜，胡志明市公安厅通过一次突击行动，首次在西贡各郡同时进行拘捕数年来并肩作战、全力支持越南革命的抗法、抗美民族解放斗争的进步华侨二十多名。

翌(23)日，立即展开针对华侨工商界的所谓“工商业改造”。其实质是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排华浪潮，没收包括屋宇楼铺在内的全部财物。并在午夜时刻，分别派出大货车拘捕大批华侨，包括男女老幼在内，全部送往一百数十公里外的荒野。在所谓“新经济区”放下，让他们过那餐风宿露、自生自灭的原始人生活。这次的“改造”，百分百是华侨。

正当学年结束的5月30日午夜，再一次在西贡各郡同时展开拘捕以教师为主的爱国进步华侨八十多名，全部冠以“反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党的政策、主张、路线”的“莫须有”罪名，分别拘禁在名播东南亚的“志和大监房”(即“T30”)，和潘清流街“巴沼监房”(即“T20”)。

在这次被捕的爱国华侨中，有夫妻儿子，或夫妻同时被捕的；也有父被捕而把其稚龄儿女关锁屋内，不管他们死活的。被送往“T30”的有男性42名、女性13名。55名禁在“T30”的男女，在一个月里，先个别抽查讯问，然后进行为期一周的所谓“集体学习”，和一次仅抽男女十多名的所谓“学习”。

被捕后第一个星期天晚上，公安厅派员到“T30”,个别抽查讯问。我首当其冲被传讯。内容包括:一、中国的外交政策、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也是反动的。三、说出你对柬越边界战争的看法。四、你为什么不做“人民证”?

当晚我的答复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侨务政策，那是中国政府主权的范围，它充分体现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同时呼吁海外华侨要尊重侨居国的法律、风俗习惯，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作为海外侨民的我，只有遵照祖国政府规定执行，和任何国家一样，没有权力去作批判。至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敌友我界线分明”，中国和全世界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一样，同处在被包围、被压迫的范畴，应该自力更生，相互支援。关于柬越边境的战争，那是柬越两国间的事，我无权表示我的看法。只希望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取得合理解决，不会有强凌弱的事那就好了。

关于做“人民证”的事，在我被捕前，我住的地区还没有开始进行。那时候，或许会有所考虑。如今，我无罪被捕了，怎敢再做“人民证”?这件事直到我离越一直坚持着。

在第一次55人“学习”时，负责陈述的“城委”，竟破口大骂中国领导集团，辱骂毛泽东，诬指我们是中共设在越南的支部。又诬告我们是中国的第五纵队。分组讨论时，强迫我们发言，书写心得时还得自我坦白等等。

同年8月2日午夜，又一次逮捕三十多人。直至同年12月，连个别被捕者，几达150名左右。其中有部分是学生和不满黎笋领导集团反华排华行径的越共华裔党员。在部分学生被提堂审讯判刑时，遭到学生们义正辞严的反控。也有少数人个别获得释放。剩下约120名左右男女难友，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在上述两牢狱中。

及至三年后，有三十多名男女难友被集中送至柬埔寨边境的西宁省“边生”劳动营,接受强迫劳动。同时，把囚禁在“T20”的男女难友，全部集中在“T30”牢狱来。

1984年4月20日，第二批六十多名男女难友，以“反革命”罪宣布释放后，立即收回该令，另续令强迫居住，全部送至“边生营”。自此而后的三年多时间，一切衣食住屋全部生活费用，统由被强迫居住者家属负担。

前后两批约百名男女难友，被送往“边生营”。剩下14名男难友，仍被禁锢在“T30”狱中，直至整整满10年后，方被以“保卫国家安宁”为被捕理由而释放。在10年中，被凌辱迫害而在狱中牺牲的，有12名男难友，占总数达十分之一。

以我本身的统计，自被捕至被送往“边生营”之前，经过了三大牢狱、5个狱区中的3个黑房即所谓个人特别室和7个集体禁锢牢房。卫生条件很差，在3天黑暗时期仅洗过1次澡。黑房中仅草席一张，没有用水和马桶。在“T20”期间，经常在5张8公寸阔的草席上睡13人。在“T30”狱中，每周只准洗澡2或3次。假如不幸遇到故意发泄其个人不愉快的狱警，常常会遭到一日夜每人只有一公升水供饮用、洗碗、大便洗肛之用。吃的方面，每人每天分到不满两小口杯饭或杂粮，和两小碗通心菜汤，或代以两或三汤匙白盐水或虾酱水。每年9月2日和农历大除夕，每次可得两小片的肥油或猪肉。

越南昆仑岛监狱(网络图片)

假如每月得不到家庭寄来的接济，难免会因长期挨饿而至死亡。至于每月家庭寄进的接济中，猪肉甚至糖块也常被倒去大半，新的衣被、蚊帐用物，也常被以破旧的代替。谁敢提出意见，将会遭到全部没收，借口说“寄回去”。

在三年多的强迫居住期间，超过半年为公安厅干部放牛牧羊。所有牛只都不穿鼻绑绳，类似野牛。假如凶性一发，不是互斗便是狂奔远跑，毁坏庄稼，经常遭到邻近农民指责。

1986年10月，征得负责公安的同意，“边生营”召开了一次声讨大会。与会难友选出了代表，把会上难友们毫不畏惧声讨越共无理进行10年迫害的愤怒发言纪录下来，分寄城委及中央党政机关，要求释放。半个月后，公安厅派来专车，把代表们送到另一改造营“同富改造营”去，把他们与我们及他们的家人隔离开来。直至1987年5月，才送回“边生营”，准备和我们一起释放回原居地。

5月23日，公安厅负责处理我们的“PC24室”和“PA14室”主任一起到“边生营”来。但又因等不到华运代表，愤而双双离营回去，把释放工作搁置。并声言华运代表不来就不释放。

越南昆仑岛监狱(网络图片)

那批负责释放的公安头头在离营前，又向部分难友透露“经过我们多年来的调查证实，你们之中大部分对革命有功，而你们之所以被捕，是根据华运代表吴连和蚁团联名送来的名单，这里面大部分是他们所提名的，少数人是地方政权提名而经过他们认同的。”说罢便拂袖而去。

事后，有人将情询问蚁团，据他的说法是“抓人的是公安，关我们什么事！”为了企图掩饰错误，展示各自威风，讨好无辜受害者，竞相互推诿责任，彼此揭露真相。

过了一个月后的6月23日，仅仅公安厅“PA14室”主任和“PC24室”代表人员到“边生营”来，也没有华运代表，简单地说了话，发给我们释放令，对我不满释放令上所定的“反革命活动罪”和回地方接受管理教育等要求更正。得不到接纳，但却向我们保证，他说:“我们已照会各地方，他们不会给你们造成麻烦，假如你们碰到他们有所为难时，可直接和我们联络”，云云。

回到了地方后，大部分正如释放时得到的保证一般，相当顺利。然而，第八郡十三坊却发生了一宗公安派出所负责人要报到的难友写出“反革命活动的过程”，并作种种刁难。事后立即向“PA14”室取得联络，经安慰一番后，立即命该坊公安停止对这位难友种种措施。

谁料，当我回到原居地时，住屋己被地方公安破门进占。依照释放的保证，取得了联系，并依指示经过近两年长时间循行政手续向地方坊、郡、城而至中央各级党政机关申诉无效。东住住西歇歇，过那不合法居住、连那生存应得最低条件的自己住屋遭霸占也得不到解决。直至1991年8月29日(离越赴美)长达4年又2个多月后，仍然没有解决。

在此漫长的岁月里，曾多次到郡公安，面对负责部门申诉，甚至要他们以犯“不合法居住罪”再逮捕我入狱。我向他们发问，要他们设身处地为我作答。我问:“倒转过来，假如你是我，无罪而被拘禁十年，释放回来，屋子被霸占，长期过着连片瓦遮头都没有的流浪生活，你将会怎样?”

讲句实话，在这四年多的长时间中，幸赖有庶母和六妹的供膳，和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让出厅房一角，给我栖身。六妹为了怕我忧郁成病，特地介绍了许多病患者，让我为他(她)们针灸疗病，以打发寂闷时间。否则，我将会患上更多病痛，难以活下来。

话虽这样说，然而也时被病魔缠绕，难以摆脱。每次患病，都得朋友们无微不至的照顾。有时因病重，朋友们亲自送我住院留医，经常日夜到院探视，送钱送药，或陪伴至深夜方归。或当危急时留院照顾，至翌晨有人接替才回家。或携粥送饭，直至病愈出院。这些，令我永记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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