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流浪儿的家
社会救助缺失原因何在
毕节闷死孩子这个事件反映了非常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国家和社会救助的问题。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个人和民间应该在这一类活动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一般的社会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
在中国，一方面它的社会资源是完全由政府来控制的。中国人的实际税率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极高的国家，要高于绝大部分西方的福利国家；而政府的财政支出用于福利的比例则是低得惊人。也就是说社会资源当中，原来由政府进行第二次分配，应该用于最需要的地方的钱被用到别的地方去了。
郭美美引发了一连串的慈善问号
那么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呢？这个不用说都明白，只要看看毕节这个地方，是维基百科上所说的，贵州省最贫穷地区的这个城市的政府的大楼就可以看到了。这是贵州最贫穷的地区，而贵州本身又是大陆省份当中最穷的，连美国都很少看到这么壮观的市政府的大楼。就说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这是一方面，社会资源被政府和一些权贵阶层霸占得太多。
另一方面是民间慈善机构的缺失，这倒不是说中国没有慈善活动的传统，中国自汉、唐以来，一直有寺庙为主的宗教慈善事业；而在宋以后，包括到明清，则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慈善事业，是相当完善的；到了民国以后，则逐步形成了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慈善机构。所以中国的慈善机构原来是非常完善的，从宗教到政府，到民间团体，是一个全方位的慈善事业。
很不幸的是，这些完整的慈善事业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后，都被消灭了。从事慈善事业的 人群，西方人都逃离中国了，或者被赶出中国了，原来从事慈善事业的中国人很多都逃到台湾去了；而留下的呢，都被中共的阶层斗争，通过镇压反革命和消灭地主 阶层消灭掉了。所以中国的慈善事业是被彻底的毁灭掉的。
中共还有一个观念，就是除了在阶级斗争当中消灭掉了从事慈善事业的阶层以外，它还有一个观念就是社会主义是最先进的，没有人需要接受慈善援助，即使是真正有困难的人，当然就是由党去关怀他们，而不能把这些做好事的事情归到慈善机构去。这种思维和政策一直维持到现在。
比如说在其它所有的国家都是属于非政府机构的红十字会，在中国就被政府归纳成政府机构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官僚机构。它的结果如何呢？郭美美事件是对中共控制的这一类机构的本质最好的解释。
这种思维方式和这种统治方式也是中国的民间团体，包括民间慈善团体难以生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是中共不愿意让民间团体来分享从事慈善事业的荣誉。当然民间机构一旦大规模地直接介入到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的话，对中共来说就是不能忍受的，因为民间（团体）在效率、透明度和服务的质量方面，马上就会把中共官办的这种救助给比下去，所以中共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中共控制独此一家，就是做得再差，也要你来感恩戴德，它不能容许你的感谢转移到民间团体上去。
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中共永远对自己不能控制的民间团体是不放心的，它到今天都不容许民间团体独立注册成为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全国性的。
在这种中国特殊的国情的情况下发生这么严重的，五个孩子被闷死的事件，当然政府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和承受全部的批评，因为它不容许别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它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全部包下来，所以它做得不好就必须承担责任。
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有一个警察或者政府的不作为的事情。就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情节是，家人已经在11天前就报案，说孩子失踪了，警方并没有纪录表明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而在这些孩子流浪的地区，很多人是见过他们的。
为什么没有人管？这里我想有多方面的因素。对于警方而言，很可能他们经常接到这一类报案，根本就不把它当回事。这可以从当年黑砖窑的童工们的家长在山西寻找 那些他们被绑、被骗的孩子们，就是被骗到黑砖窑去做奴工的孩子们，在这个找寻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一类事件，中国的警方是不会去主动调查的，即使你报案以后，他们也是非常勉强的去立案调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需要家长去寻找，找到了以后，有了证据再去报案。在这种情况下，警方还是非常勉强，不愿意的被卷入的。
警方的任务主要是什么？警方的任务主要是维稳，维稳就包括打压异议人士，打压宗教信仰人士，打压法轮功学员，为权贵阶层服务， 这是警方的主要任务，这些做好了，他们的政绩、他们的奖金、他们的升官发财都有了。找失踪的穷孩子这样的工作，在警方是根本排不上号的。更何况那段时间正 好是十八大，全国的警力都用在保卫十八大这个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不可能有功夫去管那些失踪的穷孩子。
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的民众为什么不管？当然有多种因素，一种是这种乞丐儿童的事情见得太多了，也麻木了，而且也管不了；还有一种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像深圳的小悦悦被汽车压了，生命 处于危险当中，还有这么多路人视而不见，为这些看上去活绷乱跳的男孩子操心的可能性就更少了。
还有一个，即使有人想管，也不知道怎么管，因为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政府机构、民间机构。不像在西方国家，这种现象本来就不多，看到以后，有很多机构你可以去报案，马上就有相应的机构就会来管。在中国就是，没有机构去管，要想去管，也不知道怎么入手。
说句老实话，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受国际社会尊重的程度，真的不是靠有多少航母、有多少神州号火箭来决定的，也不是靠给发达国家建多少孔子学院决定的，而是 对自己人民尊重的程度，自己人民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是否尊严，这才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国家受人尊重的程度。
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曝光者“被旅游”。这次官方媒体它倒是没有完全封杀这条消息，很多媒体和门户网站都报导了，尽管说后来有一些限制。但是最先曝光提供这个消息的 人权活动者李元龙，却被当局旅游了。李元龙本人就住在毕节。当然这个旅游不一定是来自高层的指令，因为从中央到省部级，我觉得这段时间都在忙于瓜分十八大 以后的权力的大饼，不会有时间来管这种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的小事。
但是地方当局敢于这样做的话，也是维稳机制的常规运行。就是当一个地方的 丑闻被曝光以后，他们所想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曝光的人销声匿迹，可以是关起来，也可以送去旅游。这样做了，肯定不会有人为此丢官。这件事情丢的 是当地官员的面子，在当地官员当中，想整李元龙的一定不少。官方在试图消声这方面所花的精力，肯定要比他们采取措施改善民生、改善教育，设法杜绝类似悲剧再发生，这方面的努力要大得多。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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