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中的高宗武和陶希圣

2004年12月，蒋氏后人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女士决定将两蒋（蒋介石、蒋经国）日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五十年），并授权开放，海内外诸多专家、学者闻讯纷纷前往阅读或抄录。蒋介石日记从1917年到1973年，即蒋离世前两年。其日记涉及无数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高陶事件”中的两位主角高宗武、陶希圣便是一例。

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在某些正统史家眼中，他是一个“汉奸”，1949年后被列为第四十一名国民党高级战犯；在蒋介石眼中，陶一度追随汪精卫推动所谓对日和谈的“和平运动”，1938年底随汪等人出走河内，无疑是一个背叛。然1940年初“高陶事件”发生，不仅未受任何处罚，仍受到重庆政府重用，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眼中，陶希圣、高宗武一夜之间脱离其组织，并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其内部大乱，周佛海在日记中恨之甚切：“……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1940年1月22日）而在一些学者眼中，如顾颉刚等，陶希圣则是中国社会史派始祖、大师级人物。

高宗武当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他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通……，虽然不在高位，却肩负国家对日外交重任，当道倚为股肱左右之臣，春风得意之时不过而立之年……”（周谷语）1940年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抵达美国。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不久便销声匿迹，隐于异邦，其从政生涯提前画上句号。

2007年7月至9月间，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三次前往胡佛研究所，摘抄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高宗武、陶希圣的内容片断。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国际知名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旧金山，以其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内地出版。著名史学家唐德刚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不过，陶先生当年写“高陶事件”，尚无法见到蒋介石日记，在印证其父的某些回忆，尤其是当年蒋对待汪等人发起“和平运动”的真实态度，大都引征其他史料，说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遗憾。

陶先生摘抄的蒋介石日记，自1937年7月8日至1940年2月17日，也就是从“卢沟桥事件”爆发，抗战甫始，到两年多后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这段时间。从其内容看，涉及高、陶二人似不甚多，但对蒋在抗战初期顺应民心与时势、下决心抗倭的内心世界则多有揭示。

一、卢沟桥事变：祈和平而不求苟安，应战而不求战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驻屯军第一联队一木大队）在北平郊外卢沟桥演习攻战，夜十一时藉口搜查失踪哨兵，突攻宛平县城；国民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此战成为中日战争的发端，史称“卢沟桥事变”。

从相关史料看，针对这一严重事件，日军内部有“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扩大派”主张，中国反日情绪高涨，若不加以制裁，势必引起全面冲突，而未来日本与苏联或开战，中国必支持苏联，所以应“对华一击”；“不扩大派”则强调，一旦大举出兵中国，将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不如专心经营“满州”，准备将来对苏一战。

实际上，中国人反日情绪自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以来，可说愈演愈烈；加上1927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件”（制造伪满州国），以及入侵华北，逼签《塘沽协定》等，更成燎原之势。“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推行所谓“大陆政策”，“跨入了妄图征服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的新阶段”。

蒋介石对此有清醒的认识，7月8日日记云：

注意：一，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甲彼将来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俾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三，俾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

预定：一，为中倭冲突案通令各省。

注意：一，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二，归宋负责解决。三，倭对宋有否进一步之要求？四，令宋乘机与倭折冲见面。五，积极运兵北进备战。

（陶先生抄录如是，或有省略，照录不误。蒋日记本无标点，均为后加。本文作者注）

7月10日，蒋介石电令各军仍切实准备，并令宋哲元星夜赶筑防线工事。

这一天，北大教授陶希圣奉召离开北平，经天津过南京，乘长江轮船达九江，再坐轿上庐山，出席蒋介石在牯岭召开的茶话会。

7月16日，蒋介石向出席茶话会的全国知名之士发表谈话，表明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立场。当天蒋介石日记：上午在庐山图书馆开谈话会，正午宴客。

这篇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系程沧波起草、陈布雷修改。其中有几段未见于发表的内容。1986年6月12日，陶希圣接受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员陈存恭等人访问时回忆，蒋当时说“什么是何梅协定，我把它撕了；我已经命令关、黄两师进驻保定，并且命令宋哲元回北平，他现在已经过天津回北平。现在除非不打，否则战端一开，即无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就是投降”。

关、黄两师，即中央军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黄杰部第二师。

7月17日日记：约宴马寅初、陶希圣谈话。

蒋单独召见陶希圣，是要他回北平指导国民党的言论。

陶希圣在接受陈存恭等人第五次访问说：“陈布雷来找我去见委员长。布雷说：‘在会中，你是客人，现在则是以党员的身份见主席。’蒋委员长见了我，说：‘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还是回去指导他们继续努力。’我说：‘总裁，国民党有四个单位四个组织，我指导谁？’委员长起身说：‘我叫他们听你的话。’出来后，我问布雷：‘这是怎么回事？’布雷说：‘这是命令。’我很惶恐……”

陶希圣是1925年加入国民党的，当时正在上海主编独立青年社之下《独立评论》周刊，其政治思想路线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提出过“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这样的口号，被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认为符合三民主义之要旨，遂成他接近国民党的第一步。1927年北伐时期，陶希圣接到一纸电令，受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授衔中校，才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

这一次召见，改变了陶希圣个人之命运。国难临头，以其精英意识“应时而出”，毅然离开了北大校园，从此弃学从政。这一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应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

二、积极应战之外，仍谋求和谈之接触

上述蒋介石日记未提及高宗武，至1938年6月24日，才出现有关他的内容：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6月26日日记：注意：一，高宗武行踪与处置。……四，敌军盛造求和空气。6月28日日记：注意：一，倭寇求和甚急，此时应刚柔得宜，方不失机。言论尤应慎重。二，对英、美、俄、法，应积极运用，美国反倭之日加矣。三，告倭民书。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高宗武正在上海治病（肺结核），7月14日才回到南京。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全面抗战的谈话，但一般认为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希望英方居中调解；7月25日，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呼吁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7月26日，与德国大使陶德曼见面，希望出面调停中日战事；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

在日本方面，军中“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七、八两月内，推动过两次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近卫首相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的“船津工作”。其计划是：由正在东京的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担任诱导中国方面之任务，派他速赴上海，将所谓全面调整邦交、停战条件方案内容，作为他个人听到传闻中的日本政府意向，秘密传递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此外，另有“梅工作”、“竹工作”、“桐工作”、“钱工作”、“对伯工作”等秘密接触，试图透过战争与和谈交叉进行，对国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日本人之首选高宗武为试探对手，主要他是国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与日本各方关系良好。平津失陷后，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邀梅贻琦、张伯苓、胡适、陶希圣、陈布雷等人谈话，宋美龄亦在场。临告辞时，胡适对蒋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并有见识。”这一天的胡适日记有记载：“他（蒋）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

同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沪上与船津辰一郎见面；下午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秘密会晤。这天晚上，上海发生了“大山事件”，两名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被保安队击毙，从而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高的谈判无以为继，不得不暂停下来，“船津工作”因此而流产。

高宗武与日本人的谈判停下后，这一年11月，在汉口与蒋有过一次谈话。

高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在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和旧识那里取得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

按：1944年高宗武在美完成的英文回忆录《深入虎穴》（In to the Tiger‘s Den），整整尘封了六十一年之后，2005年上半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已故美国外交官罗伦斯.索斯伯瑞（Laurence Salisbury）的档案匣中被意外发现，巧合地与蒋日记同存一处。大陆迄今尚未能出版，2006年10月至2007年6月台湾《传记文学》予以连载，译者即陶恒生先生。

从高的回忆录可知，1938年3月，他辞去外交部任职，在香港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所，实则就是一个搜集日本情报的机关，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尽管蒋介石并不排斥打通“外交路线”，但从上述日记看，对谋求和谈一事始终持审慎的态度。这一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全文二百六十五个字，决定放弃与中国谈判，即意味德国调停终止。

6月9日日记：……注意：一，倭外务省发言，以其一月十六日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意义，不过不与往来，并无不承认蒋政权之意，此或其如圆圜自圆其说之意乎？危哉！

6月23日日记：……二，对倭事亟须统一。

高宗武离开外交部后，一直自认为是受命在寻找对日折冲之途径。然求和之心太切，导致一时头脑发热，这一年6月，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去了东京，以他本人的说法，为搜集日方意向的情报，实则与日军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密谈，并无意中给日方实力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信号，即汪精卫等人所谓“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将设法从政府之外来推动或开展目前的“和平运动”……高6月22日香港登船、次日出海，蒋介石立刻得到了情报，大为震怒，故在日记中痛斥“此人荒唐”，随即停掉高在香港的活动经费。这件事的严重后果，是一个月之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启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所谓“中国第一流人物”，无非是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这些人。

应当说，国民政府一开始确有不放弃求和之打算，特别是在重大军事失利与汪精卫“南京政府”成立前后，在“陶德曼调停”、“高宗武香港使命”、“孔祥熙对日秘谈”、“宋子良香港使命”、“张季鸾议和”等密谈中，蒋介石始终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议和条件，以证明其抵抗的决心。这些和谈或为延缓日军的进攻，或为阻挠汪精卫政府的成立。

三、汪精卫等人脱离重庆政府，试图推行所谓“和平路线”

正当抗战进入惨烈之境，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

会长汪兆铭秘密出走重庆，与总裁蒋介石正式决裂，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从12月16日蒋介石日记看，这一天与汪还见过面：上午看书、会客，与汪先生谈党政问题。下午批阅写龙志舟信。两天之后，汪便出走了。汪出走的原因复杂多端，自孙文死后，汪与蒋之间，不独政见两歧，且私下不和，由来已久。与汪一同脱离重庆政府的，不仅有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还有陶希圣和高宗武。这是蒋没有想到的。

12月12日日记：预定：下令严拿不规之中央人员。二、设密告信箱定规则。三、会陶希圣、张君劢、李璜。四、运棉花。五、拟定向华秘书长电修转告。

这时蒋对陶希圣尚无任何怀疑，否则不会在日记中预定约谈。蒋与陶最终是否见了面，从现有史料看，似未有记载。这时陶已在成都，紧接着，即前往昆明，将在那里与汪会合。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之前，汪单独与陶密谈过。

1986年7月31日，陶接受陈存恭等人第九次访问时说：“汪先生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我说：’主和是一件事，但在沦陷区日本刺刀下组府是另一件事。在武汉时，先生曾说离开抗战则无和谈，所以这次和委员长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不以为然。会商多次，意见无法一致。陈璧君坚决主张就走，她说：’这个谈判是无法长期保持秘密的，一旦泄露，我们的生命都保不住，你们只要有骨头的，就决定走。‘”

陈璧君说的“谈判”，即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桢昭等人的秘密会谈。双方签署“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即所谓“重光堂协议”﹚。这一切陶希圣全然深知。他之所以在大战之时离开重庆政府，从陶夫人万冰如女士未刊回忆录《逃难与思归》中或许可找到些许答案：“希圣从重庆来成都，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0月间，回家看我们母子生活的情形，并在四川省党部讲话。……第二次是12月，他来到成都，对外不公开，只见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公博与他谈话之后，即往重庆。再过两天，公博电报来，他接到电报，脸色大变，心神焦灼，这才告诉我，说他决定去昆明，在昆明与汪精卫、陈公博诸人会同出国。他叫我随后往昆明，暂且住下，等候他的消息。我又疑惑，又忧虑。他也知道事情不妙，但是他从十七年在武汉，十九年在上海，二十六年再到武汉，一直是汪派，他们决定走，我阻止不了，也只好走……”

若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器宇见识，气质修养来讲，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很容易对汪产生好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加上陶对战争情势亦不甚乐观，与汪等人的看法如出一辙，这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及先前“改组派”这一层关系，书生陶希圣最终随汪出走，虽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12月19日，陶希圣与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一同从昆明搭机前往河内。蒋介石内心极为震惊。

12月21日日记：雪耻，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12月22日日记：雪耻：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无论如何诚以义胆，终不能当其狡诈奸伪之尤者也。注意：一，接龙志舟电，称汪临行时明言与敌倭有约，到港商谈中倭和平事件，不料胡涂卑劣至此，诚为无可救药矣！二，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多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三，近日肝气旺盛，骄矜之态渐起，应特别戒慎，以免陨越。四，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存有影响乎？上午准备讲稿、会客，下午训话二次，自觉肺腑之言太直太硬，但此时惟有以一片忠诚处理一切，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于天而已。

12月23日日记：注意：阎受愚弄挑拨已深。二、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三、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四、速定开会日期。五、对汪表明态度。六、整军实施。

12月24日日记：雪耻：以德报怨固人情之常，但救人而所以自杀，忠恕待人、宁人负我，惟此心之所安而已。注意：一，对汪处置，究以积极为妥。二，驳斥近卫荒唐之声明。三，对粤将领说明汪之行动……约各友会谈，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计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此种狂人所为之事，而彼竞出之，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图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乃复与之合作，尚难使之自拔，岂不拙乎？

从“汪先生”之谓到“无廉耻之徒”之慨，可见蒋介石对汪等出走重庆的愤懑心情，以致一时身体出现不适。12月27日日记：上午批阅似有心跳之象，精神亦甚不佳。但能勉强办公，越时则宁静如常矣。下午清理积案完会客，见汪友彭浩然，嘱电汪驻港不如赴欧，以至诚感动之。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妄言“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汪签署声明拟响应，嘱陶希圣、陈公博携稿往香港见顾孟余，顾坚决反对，痛斥为何不阻止，认为“万万不可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

12月29日，汪仍坚持按原文发表--《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其中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此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中文电报为节省字数，以诗韵的去声代表日期，“艳”代表29日）。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的决定。高宗武在回忆录中承认：“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一）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二）连汪的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

此“艳电”12月31日在香港见报。

蒋介石同天日记：汪离党远游国外，此后政府内部统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汪对敌始终联系谋和，使敌对我政府之真意观察差误。六月以来，宇垣出长外交，本拟向我合理谋和，因汪向之乞怜，使其倭阀态度转强，以致粤汉失陷。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今幸自行暴弃，必于党国与抗战前途一大进步也。本日，见汪响应敌相斤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1939年1月1日日记：注意：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发表，已奠定国基、克服国难矣。早起，在渝遥祭总理之灵，感想无穷。到国府团拜后，为汪电开谈话会。下午召集临时中央常会及驻渝各中委讨论汪电，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权。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

一连数天，蒋日记中均有对汪处置的想法。如1939年1月7日日记：注意一、滇龙对汪之处置意见应予考虑，但汪不可救药也……从相关史料看，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悉知汪等的行动，并非如他后来所言：事先一无所知。尽管陈诚、龙云、薛岳等人在1月3日通电拥蒋，主张制裁汪兆铭，蒋对此仍心存疑虑。1月19日日记：注意：……二，滇龙对汪态度不明，此事关系重大，成败存亡，全系于云南惟一之后方，不可不察。1月20日日记：……昨夜睡眠不熟，故今日心神不宁，为敌与汪勾结已深，而滇省是否受有影响？汪之背景何在？皆不得不研究也。

蒋从一开始就认定汪等所谓“和平路线”不可能成功。在1月7日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这样说：……二，汪言行暴露无遗，此为党国之幸，而实有补于抗战。精卫之失败，即近卫之失败，此为抗战胜利最先之福音也。1月8日日记：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2月18日日记：汪真伪无赖、无耻，其未有见卑劣狡诈之徒如此者也。

四、高、陶二人中途醒悟，脱离汪组织，戴罪立功

1939年初春，汪为打探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派高宗武再访东京，于2月21日长崎登岸。蒋3月13日日记：注意一、汪积极活动；二、应否发表汪勾敌之阴谋；三、通告汪阴谋预防。3月15日日记：……注意三、对汪阴谋之对策。六天之后，汪的亲信、至友曾仲鸣在河内被错杀。这件事最直接的后果，若以高宗武个人看法：此非重庆所为，而是日本人“企图让汪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从而离间汪、蒋，以诱使汪一头栽进日本人的圈套”。蒋3月22日日记：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语气甚堪玩味。高与汪私交一直很好，当年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因为得到汪的赏识。高与第二任妻子沈惟瑜上海结婚时，汪是证婚人。

蒋对高宗武等人背叛重庆政府并“指导通敌”（唐德刚语）一事始终耿耿于怀。

3月28日日记：注意一、高宗武、周佛海二奸逆犹欲藉中央名义为汪欺倭寇，痛心之至……

4月1日日记：汪、高勾敌，不料其仍以中央代表名义卖空。此种卖国、卖友、欺敌、自欺劣性，诚狗彘之不如矣。而敌国不察其欺伪，乃竟照其言行而行，更为可笑！

这一年8月24日，国民党中央常会议决开除梅思平、高宗武党籍；8月26日，通缉周佛海、陈璧君，惟独没有陶希圣。后来知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通缉名单时，蒋把陶的名字给圈掉了。

中国决定对日抗战，在一开始，其胜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汪氏等人则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国际援助决不会来，只有尽快对日谋和，以免一败涂地；但中国军民苦撑抗日的决心，终于赢得西方各国的信任，渐感中国足以成为它们在远东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一改原来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援助。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对形势估计一错再错，最终变成沦陷区里的日本傀儡。高宗武是一个极为敏锐的人，最终也认定日本人靠不住。汪曾多次问他：能相信日本人吗？高回答说：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

汪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高宗武、陶希圣与周佛海等人意见相左，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即使汪要组建新政府，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周佛海等人则认为汪缺乏实力，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支持，应在南京建立政权。随着“周佛海路线”渐成主流，高、陶二人被边缘化，其影响力日渐式微，客观上形成日后高、陶二人决定脱离汪组织的潜在因素。

11月1日起，“梅机关”（日本陆军少将影佐祯昭在上海成立的事务所，位于北四川路一座取名“梅华堂”的住宅，故称“梅机关”，负责扶植汪等成立“新中央政府”。）与汪组织开始正式谈判，会议地点先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改在愚园路1136弄60号。日方提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其条件之苛刻，远超出一年前的“重光堂协议”和“近卫声明”。陶希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1月3日，分别致函汪精卫、周佛海二人，表示不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议。

蒋密切关注汪等之动向，11月3日日记：最近，消息朝夕变动无常，而且相反。传昨敌阁要求其政府先承认伪政权汪逆，然后再与英美开始谈话，并须由其内阁决议，奏准倭王。今称：敌国反对汪逆伪组织，拟与国民政府交涉议和，要求其内阁弃汪。又传，汪已于昨午在东京求近卫助其成立伪组织。此息果确，则皆不出余所计者：敌阀以威胁不理汪，货不奇，乃转而由其军阀出面求和乎？此间各类消息，确纷乱已极。如汪精卫者，并不在东京，仍在上海。

一个“策反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中。

蒋介石12月18日日记：下午与俄使谈外交，与月笙谈汪事。

12月21日日记：下午与黄溯初谈话。黄溯初，浙江温州人，高宗武之父高玉环的至友。

这一年春，高去日本时，两人在长崎见面，以温州乡音密谈。黄对高追随汪精卫等人不以为然，曾出言相劝：尽早脱离。高宗武后在回忆录中承认：“……幸好我事先已经做好一切安排，虽然连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事。”

12月24日，汪日谈判告一段落。12月26日，汪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谈判条文。

12月31日，汪等在密约上签了字。陶希圣称病未往，高宗武亦借故未出席签字。当晚，高往环龙路陶宅看望陶希圣。寒暄中，彼此发现对方早已萌生“脱离”之意，两人一拍即合，作出了决定。

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搭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潜离上海，1月5日安全抵达香港，陶夫人及子女则滞留沪上以应付汪精卫、陈璧君等人。

陶希圣抵港后不久，给今井武夫一信，“……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于失望以至于出走……”

1月7日，高宗武托杜月笙呈送蒋介石一信：顷晤玉笙、溯初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宗武于五日抵此，回顾一年以来，各方奔走，祗增惭愧而已，今后唯有闭门思过，静候尊命，先此奉达，并托玉笙先生代陈一切。另带上密件三十八纸，照片十六张，敬请查收。玉笙即杜月笙。

陶希圣家属在杜月笙门人万墨林的保护下分批于12月13日及1月20日安全离开上海。

1月13日日记：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圆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注意：一，倭又派神田正雄来港，探知此即宣传汪伪组织，用意之所在，果不出所料，倭奴拙愚可怜。……上午属岳军（张群）研究对敌汪密件发表之办法与宣传要旨，批阅。

1月14日日记：预定：二，定月笙赴港日期。上午研究倭汪密约之内容与敌阀倒后之人选。注意：一，倭汪密约发表之效用，足以增加敌国内部之崩溃。二，此次对汪似以不多加攻击，仅发表敌方条件，使敌与汪疑忌。

1月15日日记：本日研究对密约宣布与宣传计画，颇费心神乎……

1月17日日记：……本日会客，约月笙来谈发表日汪密约之手续。手函宗武慰勉之。

1月20日日记：注意：……三、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密约即速发表不可。

蒋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稿件公布时的标题均由重庆决定。

1月21日日记：高宗武、陶希圣在港发表日汪密约。

“日汪密约”被揭露，震惊海内外，亦即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史称“小西安事变”。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内心所受的打击是难以掩饰的，这为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是无可争辩的，我与坂垣总参谋找一起，从1月22日至27日在青岛的东洋饭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见汪、周、梅等。当时最伤心的是周佛海……”

1月22日，陶希圣、高宗武联名致电汪精卫等人，劝其悬崖勒马。电云：……希圣宗武等主持并参加先生与日本之外交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持秘密之责任，惟希圣宗武等认为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非独先生及干部旧友不可得而私为秘密，以为求取一时之成功，亦终必须为日本有识之政治家所抛弃。先生及干部旧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为中华民国之失败。……切望先生及诸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希圣宗武亦幸甚……“

1月25日日记：预定：……八，陶希圣经费。

此即陶希圣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以供战时首都重庆领导人士参考，以及关心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机关和个人用作材料。由重庆资助经费。”国际通讯社“的编译者，有连士升（经济史专家）、戴杜衡、林一新（经济理论家）、李毓田（经济学专家）、唐锡如（英美文学专家），洪力生（法学博士）、黄蔷薇（洪夫人，长于英美文学）等多位专家学者。

高、陶二人在汪精卫”南京政府“正式成立前（1940年3月29日）中途醒悟，乘桴过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约，虽终不谨细行，大节有亏，但好在”汉奸“这个罪名可免去了，这从重庆政府对高、陶二人的态度即可看出。蒋介石嘱陈布雷致电驻美大使胡适先生，让使馆及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1940年6月14日），另有一电报：“高宗武君通缉令，国府篠（十七）日下令撤销，已交国府公报登载。但不欲旧事重提，故报纸上不发表消息。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1942年5月28日，以上均《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陈布雷致胡适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第2辑。）

然吊诡的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翌年2月，陶希圣从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在老友陈布雷奉蒋之命悉心安排下，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高宗武则远没这般幸运，出走异国他乡，并多年未允返回，从此依商为生。在当时中国隐微复杂的现实政治中，人生殊不可逆料，说来亦有其黯然神伤之处，诚如高后来在美国对张君劢、曾琦两人所坦承的“对蒋已失去价值……”，更说过“政治是危险的”这样的话，历史的一页，就这样翻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