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系表面坚挺 但能持续多久
西蒙•考克斯（Simon Cox）说，中国经济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不稳定。但是它仍需改变。
在1886年，英国冒险家托马斯•史蒂文斯（Thomas Stevens，如图）踏上了一段不寻常的自行车之旅。他从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出发，一路北上来到江西九江，南游广州花船，北览九江宝塔，全程约1000公里（620英里）。在被广州城外世外桃源般的乡间美景折服之外，也见识了某镇上居民不思进取，衣衫褴褛，不堪入目的悲惨生活。人们对他的造访反应强烈：或痴迷，或惧怕，偶尔也有愤怒。有一次，一个“心灵受伤”的暴民向他扔石头，打得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还弄坏了自行车的两根辐条。
一个世纪以后，自行车对中国人已不再陌生，反而成了中国的标志之一。这个“自行车王国”拥有的自行车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许多自行车随后都被汽车取代了，这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明显标志。但即使在今天，自行车仍凸显着中国的民族灵魂。
中国贫困人口迅速减少，而自行车仍是一种重要的负重工具，后座上收来的破烂堆得高高。但在数量急剧攀升的城市时髦人眼里，自行车是他们避之不及的东西。“我宁愿趴在宝马屁股上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后座上笑。”中国拜金女如是说。对于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官员大腹便便等问题，一些政府官员妄想把回归自行车视为解决方案。国家发改委希望政府官员每周抽出一天骑车上班，当然，前提是路程少于3公里。
尽管自行车逐渐淡出中国社会，但用它来比喻中国经济仍然恰如其分。自行车，尤其是负重时，只有不断前进才能保持稳定。中国的经济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了发展势头，经济就会分崩离析。而鉴于增长是执政党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一旦失去动力，崩溃的就不止是经济了。从1990年至2008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增加了将近1.45亿，其中许多人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来到沿海城市的工厂打工。据亚洲生产力组织（APO）统计，每年劳动力的生产力比同期增长9%以上。1990年需要100人工完成的产量到2008年不足20人便可胜任。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8%-10%的年增长率不是神话，而是必然。
但是这种紧迫感正在缓解。去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很快，劳动力的数量也将开始萎缩。留守乡村的少数人都是老弱病残。由于人口惯性的缺失，中国不再需要大力发展维持经济。政府甚至不用让年增长“保八”。三月份，中国政府将今年的目标定为7.5%， 并将截止到2015年的十二五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定为7%。中国向来善于打破这些“目标”，对他们来说目标更像是奋斗的下限，而不是上限。然而，增长率的下降表明中央领导如今已将一味地无节制的两位数发展视为国家稳定的一大威胁，而非保障。
大小轮理论
1886年史蒂文斯中国东南之行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他所走的路线，而且他还骑着"高轮自行车"或“大小轮自行车”——前轮很大而后轮很小。要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正是如此，只可惜这玩意在中国不太为人熟知。
大小轮车的前大车轮使得它比领先者跑得更快、更远，正如中国经济的增长空前迅速。
当被问及是什么样的大轮子推动着中国经济时，许多外国评论员一致认为是出口。在境外，人们只看到出现在货架上的中国商品和国内减少的就业机会，而他们没注意到中国一座座崛起的城市及国内随处可见的购物街。国外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被夸大了，实际上它正在缩减。
引领着中国经济的是投资，而非出口。2011年，中国在工厂、机械、建筑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占到了GDP的48%。而本该是经济活动的唯一归宿及目的的居民消费只占到GDP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就好比大小轮车垫后的小轮子。
中国投资比例的失衡源于国有企业，以及近年来那些受省市政府管制，但不出现在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基建企业。这些投资往往事倍功半。据史蒂文斯称，19世纪80年代，中国显示出“对人权和农业的极大尊重”。 他一路上费尽心思千回百转，极力避免伤及任何私有财产和土地。现如今，中国的道路却是笔直笔直的。2006到2010年间，地方政府开放了22000平方公里的农村土地进行开发，其面积相当于整个新泽西州。中国城市面积的增长较之城市人口的增长更为迅速。这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就。但中国也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然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以及对产权的严重践踏。
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使得中国的经济看起来很不稳定。19世纪80年代，汉学家阿米尔（Amir Moghaddass Esfehan）揭露的一幅漫画描绘了中国人骑在“大小轮车”上失去平衡，摔了个脸着地。少数评论员声称，中国的经济正面临崩溃。4月份，中国工业产量的增长速度打破了2009年以来的新低。房屋住宅建设只比前一年增长4%。形势不太乐观。
但是中国经济并不会一蹶不振。就像大小轮车可以安然无恙地一路颠簸前行，中国也能承受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上的挫折。国家对资本配置的影响力虽然带来一些浪费，但却能在大众信心萎靡之际保障投资高涨。加之中国受到抑制的银行系统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不错的适应力，因为广大储户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那么快
事实上，大小轮车终已过时，为更加熟悉的车型所取代。链传动装置的发明使得跨越成为可能，每踩一次踏板创造出更多的热情。时候一到，中国的高轮增长模式同样也会过时。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低迷以及资本的累积，储蓄率将会降低，而新的投资机会则会变得更加不可捉摸。中国必须提高投资回报率，特别是增加资本的生产力。这得需要一个更加成熟的，基于储户与投资者复杂联系的金融系统。
同时，其他的创新也是必须的。自20世纪90年代下岗裁员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蜕变得更加强大——甚至过于强大，但国家的社会安全网从此一蹶不振。因此，国家在减少对工业生产能力投资的同时，还必须加大在社保，如医疗、退休金、住房、扶贫等方面的投入。未雨绸缪，刺激消费。
车轮转起来
要超越大小轮，所需要的创新不仅仅是链条式驱动。新的更小的轮子还需要充气轮胎，以保证车身平稳。没有了大笔投资保障就业，维持稳定，中国未来也需找一条保护其子民免受动荡的新路子。
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正处于消失边缘
北京一个废弃的工厂区里潜伏着三头恐龙，龙身鲜红，腹部还印有“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字样。它们看上去就像是中国出口到全球各地的那种廉价塑料玩具。但是这三头恐龙雕得和真恐龙一般大小，饥肠辘辘似地俯视着过往的行人。
三头兽像是北京798艺术区里的大手笔之一，设计师隋建国早年曾是位工人。三头恐龙分别被关在三个摞在一起的大笼子里面，就好像是那种装载着中国货运往世界各地的20尺集装箱。三头兽像用树脂、铜以及钢材料制成，寓意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对中国出口将蚕食外国市场及制造商所怀有的担忧。此作品于1999年初创时，中国出口额还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而10年后，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美国及欧盟国家进口玩具中有85—90%都为中国制造。
中国迅猛的出口增长对经常账户盈余贡献极大，2007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已经超过GDP的10%（见图表3）。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其进口之于出口、消费之于盈利、投资之于储蓄的不足——已经变成了一项经济奇观，同时也引发了几乎与经济盈余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评论及解释的盈余。
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经就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评论道：它的增加将导致“全球储蓄过剩”。这是G20峰会期间热议的外交议题，也在美国国会中饱受争议。关于这方面议题威廉亚洲官网 的动态是，美国参议院于10月份通过法案，将对任何利用低估值货币制造超大规模盈余的国家采取报复措施。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米特•罗姆尼，威胁说他会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中美贸易顺差仍然很大，而且争议不断，但中国对世界其余各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正在萎缩。去年盈余额收窄至2010亿美元，已不足GDP的2.8%，为2002年以来最低值。若以货币计，中国的盈余规模还不及德国。
那么，此规模是否足够小了呢？美参议院法案是依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法来计算一国经常账户标准值的。这种计算方法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门艺术：欧洲央行据其进行了演算，估计中国标准值有16384种不同方法。不过一项非官方研究使用了IMF的方法计算出的中期基准值大约为GDP的2.9%，这意味中国现在的账户盈余基本处于其应该在的水平。此值是否能保持住，一定程度上基于它一开始为什么会收窄。IMF在威廉亚洲官网 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分析了四个原因：中国外汇汇率、其贸易条件、全球消费以及投资开支。
即使不如美国所期望的幅度那么大、速度那么快，中国的汇率还是有所上升。升值可用不同方法进行衡量。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衡量方法，是观察贸易项下经消费价格通胀指数调整后得出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以此计算，2005年7月至今，人民币已经升值27%。另一种测量指标为国内实际汇率（IRER），此指标测量不能跨境交易的中国商品与可跨境交易的中国商品间的价格比。据香港货币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国内实际汇率（IRER）在2005年7月到2011年12月间上升幅度超过35%（见图表2）。人民币升值刺激中国生产制造更多的不可交易商品同时买进更多的可交易商品。这两种行为均可造成盈余收窄。
中国的盈余规模还取决于一些不稳定的价格因素，比如中国进口的原油及其它商品的成本。近年来，相对出口商品价格而言，中国的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了。据IMF，2007至2011年期间中国盈余规模缩水的一多半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且这些贸易条件并无改善迹象。只要中国在其主要进出口市场上保持强势地位，那么它就会持续影响进出口价格。
这种“钳形攻势”正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显现。一位英国学者说，中国廉价的出口商品遏制了他们国家的盗窃行为，因为一台售价仅为19.99英镑的DVD播放器根本不值一偷。可是，另一些人说，中国对铜的进口却导致金属窃贼的增加，因为中国对这类商品的大胃口使其成为越发诱人的目标。
中国重要贸易伙伴的国内需求自经济危机后恢复缓慢。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消费已经超出所有人预期。由于银行宽松放款帮助刺激经济，2007-2011年间投资占中国GDP的比例上升超过6个百分点。IMF估计国内投资增长对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的收窄贡献比例在1/4-1/3之间。不过，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中国工人薪酬及劳动力价格的提高。
会反复吗？
盈余若再度放宽，大概有两方面原因。首先，中国的巨额投资可能引致新一轮出口狂潮。其次，若无消费增长对其进行补偿，中国的投资比率就会不稳定，迫使中国依赖国外需求来保证经济运转。
对于第一种情形，只需回顾一下刚过去的那段时期即可。智库之一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教授彼得•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指出，2008年以前中国的巨额盈余源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期引发的投资热潮。此轮投资造成汽车、建材（特别是钢）等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起初这些新兴工厂取代了进口；后来，当发现国内市场实在太小时，他们就将盈余抛向了外国市场。联储委员布莱特•伯杰（Brett Berger）和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指出，如此一来，中国便由2004年时的钢材净进口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材净出口国。
不过这种情况大概不会重演了。如果那样，中国本就很低的消费比率需要变得更低，才能给大规模投资出口腾出空间。而且也还需要中国更迅速的抢占全球市场份额。
同样，后经济危机时代的投资潮与后-WTO时代也有所不同。危机后的投资侧重内陆，这些内陆省份远离海港，而海港才能将中国货物运向全球。2009年，中国内地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首次与沿海省份持平，继而在2010年超出。2009-2010年度的投资热潮仍旧将重点置于基建和地产之上，这两项都无法进行跨境交易。
不过有些经济学家相信，新近一轮的投资风潮将不具可持续性。如果建筑业崩盘，那么供给中国建筑热的某些产业就会像06年时那样，将注意力转向海外市场。
因此，出口巨兽的未来就取决于中国高强度的投资比率是否可以持续。很多人对此持否定意见。一些经济学家，比如担任《纽约时代杂志》的评论员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已经从抨击中国低估货币价值转向担忧其过高估值的资产上了。中国房地产业的繁荣令人吃惊，中国的精力由此转向国内，大力进口取代了出口。如此一来虽然减少了世界对中国的恐惧，但却加深了中国自身的担忧。
错误投资比投资过剩问题更大
成吉思汗广场坐落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北部的新城康巴什，它的面积堪比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不过与天安门广场不同的是，这里只有一位女工负责清扫广场。她说每天清扫工作耗时六小时，要是碰上从戈壁吹来的沙尘暴，那就得花更多时间。康巴什另一个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新鄂尔多斯”，整座城市的清洁工作很容易做，因为它差不多就是一座空城。康巴什是中国最著名的“鬼城”，吸引了众多前来报道中国投资过剩的记者，而当地居民则不多见。2010年1月，知名唱空专家詹姆斯•查诺斯在伦敦商学院发表了一场臭名昭著的演说，鄂尔多斯就是他的典型案例之一。查诺斯称中国的经济增长建立在不牢固的资本流动上，这是一种只能导致更多资本投入的投资行为。他讽刺说，中国的问题比迪拜严重一千倍。
他对这个表面金碧辉煌，实质却债务缠身的酋长国的调侃引发了一场风波。不过，中国也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比不上迪拜。其中最热门的一个房产项目是位于中国最南端城市三亚海岸线上的凤凰岛。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个人工建造的小岛，和迪拜的朱美拉棕榈岛很相似。凤凰岛的核心标志建筑则是一座曲线婀娜的七星级酒店，除了这座酒店是许愿骨的外形而非帆形之外，它和迪拜的帆船酒店十分相像。目前已经树立起的五座柱状建筑好像某种奇异花朵的花苞，建筑外层包裹着发光二极管，夜里香奈尔和路易威登的巨幅广告发出熠熠光辉。
拜访过鄂尔多斯或三亚，人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查诺斯认为中国从北部草原到南方沿海都已经投资过度。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过度投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投资远超储蓄，同时需要大量的外债和消费来支撑。其后果可能就是货币危机，就像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有些经历了那次危机的经济学家担心中国正在毫无品味的房地产项目上进行鲁莽的投资。虽然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比那些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体曾经达到的要高，中国的储蓄水平也远远超过它们。中国引起广泛争议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可以证明它是一个资本净流出国家。奇怪的是，只要有一个经济学家批评中国不计后果的投资，就会有另一个经济学家批评中国过度的节约抑制了世界的需求。所以，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尴尬，它既被人们批评为守财奴，又被看作是浪荡子。
康巴什的奢靡在人们眼中是为吸收存款而做的努力。康巴什所在的鄂尔多斯地区储藏着中国六分之一的煤炭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更不用说它的稀土矿藏和羊绒了）。美国美林银行的经济学家陆挺认为，建设康巴什是为了阻止人们把鄂尔多斯赚到的钱转移到国内的其他地方。
去年，全中国的储蓄占GDP的51%，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汇丰银行的曲宏宾说，没什么好担心的，除非中国的投资超过这个数字。中国无法在国内投资的，那这些资金就肯定会流向海外。他还表示：“中国现在最浪费的投资就是美国国债。”
谈到节约，经济学家有时候会引用丹尼尔•笛福在三个世纪前写下的关于谨慎的寓言。在那篇小说中，足智多谋的鲁滨逊•克鲁索遭遇海难来到了偏远的岛屿上，他把积存的四夸脱大麦种子种到地里，节俭使他收到了八十夸脱大麦，回报率足有十九倍之高。
资本弃儿
投资来自储蓄，这就要求消费延迟。投资回报必须能抵消延迟损失。在鲁滨逊的案例中，储蓄和投资均由在孤岛上的他一人完成。而在复杂经济体中，家庭储蓄是企业家的投资来源。储蓄在大部分经济体中都是自发的，不过中国已经成功地让使人们具备了高投资回报所需的耐心。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迈克尔•佩蒂斯称，中国政府抑制消费来帮助企业，其中多数是国企。抑制消费导致币值被低估，导致进口货物价格过高而出口货物价格偏低，进而抑制进口商品的消费，促进本土产品的出口。中国为银行存款利率设置上限，把储户的利息转赠给企业借款人。因为中国的某些市场仍旧处于保护伞下来应对市场竞争，行业内少数企业可以设定高价并把利润用于再投资。实际上，政府已没收了人们本用来吃的大麦，而作为企业的种子。
那中国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投资与消费不同的是它可以积累，投资留下大量的机器、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如果中国的资本存量已超出它的需求，进一步的节省就变得毫无意义。实际上，中国的资本总量相对它的人口总数来说还是太小，相对它的经济总量来说也只是中等水平。安德鲁•巴特森和张少玲——北京咨询公司龙洲经济的经济学家——他们推算，2010年中国人均资本只有美国的7%（以市场汇率换算后计算）。即使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人均资本也不过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当然由于购买力平价率的计算差异具体数值可能有些差异。
本特利大学的斯科特•萨姆讷则认为，即使中国做不到有序生产，它还是要大量产出几乎一切东西。以中国疯狂的房地产业为例，它已经让政府不安，并给银行业蒙上房屋按揭坏账的阴影。可是中国仍需要提供更多的房子来给人们居住。根据龙洲经济咬丽蔷的数据，2010年中国有一亿四千万到一亿五千万城镇住宅，比城镇家庭数目少八千五百万。近四分之三的外来务工人员挤在出租屋或者雇主提供的宿舍里面。
和中国的经济总量相比，中国的资本存量也不算太大。亚洲生产力组织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资本存量是GDP的2.5倍，与美国的水平相当，远低于日本的水平。中国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投资狂潮，使得这个比值在2010年达到2.9，不过这也没有太离谱。
巨额不良投资
在笛福的小说中，鲁滨逊•克鲁索砍倒一棵雪松，削去它的枝叶并把树干的内部掏空，花了5个月时间自己做了一条独木舟。当所有这些“难以形容的艰巨劳动”完成以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把这条小船拖到一百码外的海边。这不是过度投资（鲁滨逊确实需要一条船），而是“不良投资”。鲁滨逊在错误的地方把自己的精力花在了错误的事情上。
证明中国投资过剩相当困难，但不难看出其投资的盲目性。 在中国的那些笨蛋鲁滨逊中，有两位要特别提一下：中国的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历了大规模的瘦身和重组。成千上万的国企破产，但留下的仍旧保持着中国国有资本主导的特征。那些经过了这次优胜劣汰的国企依然在中国的资本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根据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的张文魁的数据，即使在零售、批发和餐饮业中就有两万多家国企。
中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约有35%是由国企完成的。如此大手笔地投资是因为它们有丰厚的利润。根据负责监管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国资委管辖的120家大型中央企业去年净利润完成9170亿元人民币（折合1420亿美元），国资委称其高盈利源自其运营的高效率。但就算是现在，大部分国企的资本回报率也远低于私营公司。国企的盈利其实也并非它们挣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显示，国企垄断的市场毫无竞争可言，他们投资的土地、能源和贷款也是非同寻常的便宜。一家北京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已经表明，如果国企按市场价值支付贷款和土地费用，它们2001年到2008年不光没有盈利，还巨额亏空。
即使国企通过努力赚到了它们的巨额利润，如果它们向持股人（主要是国家）支付了适当的红利，那他们也就会无力再把这么大笔的资金用于再投资。自2007年改革以来，依行业不同上缴红利已经增长为企业利润的5%到15%。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其他国家的国企通常要上缴一半的利润。此外，国企上缴的红利也没有正当地交到财政部来划归财政，而是划转到一个为国有金融企业预留的特别预算中。换言之，国企的利润在国企中被瓜分了的。
错误投资
多伦多大学的洛兰•勃兰特（Loren Brandt）和朱晓东（音）认为，中国最失衡的不是投资和消费，而是国有企业投资和私营企业投资。据他们计算，如果国有企业不曾享有资金方面的优先权，那么在1978至2007年间中国以GDP21%的投资率，比实际投资率少一半，就可以取得等值的经济增长。美国财政部的杜大伟（David Dollar）和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魏尚进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据他们估算，国有企业投资资本的三分之二本应用于私企投资。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方式。杜大伟和魏尚进把他们的说辞称之为“无用资本论“。
也许国有企业最可取之处在于，它让执政党直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哥伦比亚大学的库尔提斯米尔哈特表示，借用政治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概念来说，执政党与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造就了“交错”联盟。作为联盟成员，拥有太多的社会资本，对社会生产力具有重大影响。”中国的领导人不但拥有大量股权，而且还安排自己的儿女在大公司担任要职。
米尔哈特与其合作者罗纳德•吉尔森一致认为，国有企业让人民相信，政府将继续致力于经济发展。安插在国企中的共产党员就像是被经济财富挟持的人质，好比皇帝儿子落在需要皇帝老子的人手里。这使私企充满信心，因为经济增长最终也将使他们受益—尽管他们得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中国的不良投资对其经济增长有何影响？最糟糕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将雪上加霜。它将抑制消费，迫使储蓄增长，导致人们把收益错误得投资于投机性资产或过剩产能。这就像迫使鲁宾逊播种一半多的大麦，然后让部分收成腐烂。
腐烂部分并不会立刻被发现。在国内没有市场的商品可以销往国外。且多余的工厂和机器可以一直运作，为下一轮投资提供生产资料，但这只会让问题更为严重。当一切尘埃落定，诸多恶果便浮出水面。首先，因为储蓄过多，消费减少。其次，因为投资过多，且部分投资属于无用投资，GDP降低了。再次，因为浪费了大量股本，所以其总额也减少了。就有了“不必要的紧缩和无用的努力”——另一个大相径庭的故事。
虽然先前中国进行了一些无效投资，未能增加股本。但值得安慰的是：这将为以后的投资留下更广阔的空间。这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比乐观主义者所认为的还要大。正确的投资仍将获得高额回报。但倘若先前错误的投资破坏了金融系统，导致未来的资源无法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地方政府官员的动力何在？
和台湾投资者唱卡拉ok，把生日蛋糕涂抹在美国工厂主脸上，和房地产商猛饮白酒，郭永昌总会做任何有利于固始县招商引资的事情。河南省固始县人口达160万，郭永昌是该县的县委书记。周浩暗中拍摄的纪录片《书记》记录了郭永昌调任前几个月的工作情况 。
由于固始人民只对最贵的东西感兴趣，郭永昌便说服开发商抬高房价。酒足饭饱后，郭永昌靠在开发商的肩膀上，让他答应增加在建大楼楼层，以超过临市的大楼高度。
郭永昌这种胜人一筹的行事方式，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也造成了极大地浪费。当中央政府试图抑制经济过热时，当地政府纷纷抵制。然而，当中央政府敦促银行支持其2008年经济刺激政策时，当地政府争先恐后要求大额贷款资金。结果地方政府的债务超过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
然而，最糟糕的是滥用土地资源，地方政府官员把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用于私人开发，由于农民无权把土地直接卖给开发商，因此他们不得不接受政府的赔偿。而政府的赔偿往往不多。
这些不合理的措施使得中国城镇土地扩张比人口增长还迅速。这些措施还波及部分农村地区。以浙江温州周边地区为例。这些地方主要是农舍、菜地、嘎嘎叫的鸭子和无人看管的孩子们。导致了一些不协调的景象：农舍门口停着奥迪、奔驰和保时捷，不过它们主人不是当地人，而是时髦的城里人，他们来这是想重漆车子的毂盖。
奇怪的是，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莫尼卡•马丁内兹•布拉沃及其同事说，当中国村民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时，经济发展趋于放缓。部分原因可能是由选举推出的当地官员把工作重心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提供社会福利上，如供应安全用水。此外还可能是因为选民过于分散，所以他们无法像地方官员的上级那样密切监督他们。
一方面担心上级批评，一方面又希望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地方官员总是忙得团团转。《书记》中的主角郭永昌最终因贪污受贿被判刑。任职期间，他没有完全恪尽职守，也未曾一直保持清醒。但因为他经常参加派对、宴会和唱卡拉ok，所以没人敢指责他懒惰。
中国的金融体系表面坚挺，但能持续多久？
四川境内大气稀薄的群山是藏族和羌族人民的家园。过去，映秀镇是游客们前往其他旅游景点的必经之地。然而，因为2008年5月发生的那场毁灭性地震，映秀镇也成为一处旅游景点。地震中，映秀镇遇难人数达6566人，超过全镇总人口的40%。镇上一栋五层中学教学楼坍塌，55人死亡。现在仍有19名学生和2名老师被掩埋在废墟中。
四年的时光已逝，坍塌的学校被作为地震遗址而保存下来。但是，地震的其他印记却无处可寻。如今，映秀镇重建了座座新居，中楣漆着浓烈的藏族色彩。其余建筑屋顶带天台和四角都是白色水泥屋角，与用于装饰传统羌族建筑的白色石块相互映衬。一位村民表示，从外表看，这些新居像具有羌族特色的石屋，但房子内部却是按汉族风格来装饰的。
根据路边的宣传板可知，映秀镇是“灾后重建”的模范镇。除映秀镇外，其他镇在重建过程中得到的政府资助比较少。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在灾区重建中所表现出的速度和决心，几乎没有国家能与之匹敌。在一张宣传海报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手持扩音器，振臂高呼：“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中国人。”
地震摧毁了这里的房屋和公共设施。尽管地震使当地经济恶化，但是震后经济发展得以复苏。因为这里蒙受重创，所以仍有许多重建工作还未完成。即使现在，山路上还排着一辆辆卡车。
一些经济学家担忧中国不久后将遭受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灾难——未知强度的金融动荡。摩纳哥的对冲基金公司派沃特资产管理公司（Pivot Capital Management）认为，中国近期的投资热是受“信用狂潮”的影响，这股狂潮之后将演变为令人痛苦不堪的“信用破产”。
评级机构惠誉国际的朱夏莲指出，2008年，中国信贷占GDP的比率为122%，仅仅两年后这个数字就飙升为171%。惠誉将一些未出现在官方数据中的项目（比如制度比较宽松的信托公司所制造的信用）计算在内。朱女士认为，中国信贷占GDP比率的激增让人联想到了2008年美国，1991年日本以及数年后韩国（见图5）金融危机中出现的类似事件。惠誉国际将中国的这些数据录入其危机预警系统（宏观审慎风险指标）中进行分析之后，估计中国在2013年中期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为60%。
长期以来，中国疯狂的借贷行为一直与其吸收存款的规模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即便是现在，大多数的家庭也未找到其他存储方式。因为拥有大量廉价存款，所以中国各银行具有很强的“抗震性”。尽管他们错误百出，却仍旧有着很大的余地。这将帮助各银行抵挡任何危机。
然而，基于这种传统资金来源方式的优势不再持久。中国最富裕的储户们越来越不“安分”，他们要求获得更高的回报，并且寻找着绕开利率管制的路径。最终，政府不得不让利率自由化。由此，中国各银行将提高效率，但同时也降低了弹性。
中国财务风险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并非所有国家的“不当投资”最终都成为坏账。一些具有异域风情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包括鄂尔多斯空空如也的公寓楼，由无债务缠身、钱多得花不完的投资者们买单。同样，在中国并非所有的“坏”账都是不良投资。以经常“无法取得银行担保的”农村基础设施为例，这些基础设施无法通过收取各种费用来抵消其债务。但是，基础设施建设为更宏观的经济所作出的贡献可能大于耗费的成本。尤其是那些刺激性项目，如果没有它们，那么大量的人力物力将被荒废。
但是，假设中国真的遭遇了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将有何种反应？金融灾难和自然灾难一样，会造成财产损失，有时破坏力很大。不过，从汶川地震可以看出。以GDP来衡量，一次性的财产损失不一定会对经济活动造成持续的破坏力。虽然映秀镇人民和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灾后生产力显著回升（尤其是工程建设），就业率也有所上升。
这看上去似乎违反人们的直觉，那是因为GDP易被误解。GDP并非一项衡量人民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这两者可直接被灾难毁掉。GDP衡量的是经济活动的进程，经济活动进而决定就业和收入。金融困顿将毁掉中国 的财富和福利，这个判断几乎是不言自明。令人关注的问题是，它是否也将导致经济活动和就业放缓，即被人们广泛预期的所谓“硬着陆”。套用胡主席的话来说就是：金融震荡是否能够阻止中国前进的脚步？
如果整个银行系统核销掉超过16%的贷款，那么其资产净值就归零了。不过，国家肯定会在这发生之前介入的。中国除了地方政府行为越矩外，中央政府也仍有财政强权可阻止贷款变成坏账，或者在发生坏账时对银行进行重组。目前，包括铁道部发行的债券及其他类似金融资产在内，中国官方债务约为GDP的26%。如果再包含所有的地方政府债务，这个比率就会保持在60%的水平之下。二选一，中国当然会选择以低于GDP20%的成本对资产净值为零的银行系统进行重组。
就算最终确实有很多贷款变成坏账，银行也无需马上确认处理这些损失。正如俗语所言：除非有人要账，否则就没有坏账。三月份，政府公布了传闻已久的要给地方政府贷款延期的计划细节。许多这类贷款都是因为在它们资助的项目完工前就要到期了。如果项目值得做完，那么接续这些贷款的有效性就是一种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并且，对于某些项目而言，如果处在这种境况下，那么，即便当初根本没必要立项，眼下倒是值得把它做完。
贷款延期给了银行时间去处理麻烦，让银行能在确认损失前剥离利润。在中国完成这个任务要比在其他国家容易得多，因为中国的金融系统仍旧处于“约束”之下。银行能够通过支付低于市场利率的利息给存款人以迫使他们为银行损失买单。的确，存款利率经常低于通涨率，导致实际利率为负。这样，银行向存款人借钱，而存款人实际上是要付钱给银行的。
中国的银行可以利用这点消除麻烦是因为政府对存款利率设限，阻止了竞争银行提供更高的利率。中国的资本管控也令存款人很难通过境外存款摆脱这种隐形征税。结果，中国银行业尽情地享用着海量低价存款，存款资金池在2011年超出贷款额42%。
现金流给中国银行提供了出错的空间。根据官方数据，2011年新增存款达人民币9.3万亿元，远超7.3万亿元的新增贷款额。尽管存款增长放缓，但这些资金净流入还是给银行提供了现金缓冲区，让银行得以源源不断地放贷，即便他们的到期贷款总是不能足额按时还清。
宿疾
因此中国的资金紧张不会造成像最近西方国家所遭受的那种严重的害难。相反地，他们将忍受慢性痛苦，中国政府和银行将会在政府主导的贷款延期、紧缩和还款中长时间地致力于改善这宿疾。
这种组合对纳税人和存款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然而却也稳定。据国际清算银行的马国南（音译，这个人在各种文献中只用GUONAN MA）说，在中国最近一轮的银行重组中，银行储户和贷款户大约为银行承担了2700亿元（折算美金330亿元）的成本，终于为这一轮自1998年起近十年的银行业重给划上了句号。然而，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未来将很难再重复利用这种把戏。因为，储户不再像从前那么易受人摆布了。而时不时的，抵制中国金融压制的行为似乎也正在成长。
四月，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国家广播中坦承：“我们坦诚点讲，我们的银行赚钱太容易了。”他是对的。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设定，确保银行获得高额利润，同时阻止存款竞争，并允许大银行可以低成本地保有巨大的资金池。
如果提高存款上限，小银行则会提供更高利率从现有市场中瓜分份额。相反的，大银行则会同时因存款成本提高而削减其存款基数。家庭储蓄将会得到更好的回报，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格局就会被打破。而这也正是温总理声称想要看到的局面。然而事实上，中国政府仍旧在放开利率上止步不前。这种犹疑可能反映了国有银行的政治影响力，可能同时反映了政府本身的担忧。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发达国家）在开放其金融系统后都遭遇了一些危机。新贵公司会挖走现任公司最优质的客户，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同时自身又在进行过分扩张。即便是美国，1980年代初期的利率自由化也允许了几百家存贷款联盟胡乱编制他们的财务报表，为存款人提供高额回报而不顾那些资产只是低固定回报率的。IMF和其同盟在2009年的一份报告中极力主张中国进行利率自由化改革。但他们同时例举了美国的储蓄贷款危机，及发生在韩国、土耳其、芬兰、挪威及瑞典等国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案例后，也承认这很可能被滥用。关于这类冒险最著名的研究论文写就于25年前。它那发人深醒的题目是《结束金融压制，迎来金融崩溃》。
低利率风险
谨慎行事理所应当，但这并不能成为拖延耽搁的借口。压低利率自有其危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储户们花更多的钱购置房地产之类的替代资产，这加重了中国令人担忧的投机泡沫。在类似浙江温州这样的地方，最高限额的设定助长了公司与富人相互进行民间贷款，绕开正规银行系统，转而投向无安全保障的影子银行（见正文）。整个公众的耐心也正在消磨殆尽：四月一次中央银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来自官方喉舌新华社）在表达了她对下调定期存款利率的抗议后才肯交出话筒。
越来越多的储户开始寻求规避最高限额的途径。那些有大量闲置财产的人带动了“理财产品”的需求，这种以多种资产构成的短期储蓄会比定期储蓄开出更丰厚的回报。
据惠誉（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楚小姐称，截止2012年第一季度，这些产品总计达10.4万亿元。这相当于比定期储蓄的12%还多。这些产品大多是短期的，购买者能自由地随时选购。楚小姐担心，银行习惯了依赖容易控制的定期储蓄，难以适应现金的同步支出与流入。行业监管者或同样感到担心。监管者现已取缔短于一个月的定期。
楚小姐认为，近期理财产品的扩张实际上相当于利率市场化。定期储蓄同样正以其它方式加剧竞争。央行财政部为其半年期国库现金定存业务招标，银行愿意提供高达6.8%的利率，这比他们为普通储户提供的最高利率的两倍还多。
政府或寻求正式途径将利率市场化，逐步允许银行更多自主规定长期大额存款利率，否则这将从银行的业务单里消失。比如企业存款净额，2011年没有任何增长。提高利率将帮助银行将客户吸引回来。
这同样会拉高银行的资金成本，迫使中国更有力地进行资金配置。目前的金融体系下，大企业享受着低价借贷，而另一方面，可以带来更高投资回报的私人企业却饱受资金匮乏之苦。在更自由的金融体系下，竞争会拉近这种差距。IMF的研究人员南庚（Nan Geng）和恩迪亚耶（Papa N’Diaye）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利率上涨到资本回报率相符，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下滑3%。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尼克•拉迪（Nick Lardy），更具弹性的利率也将带动中国的消费力。他预测，如果银行对其大量定期储蓄回报与市场利率相近，家庭年收入占GDP的比例将上升2%。他提出，更高的收入会致使他们开销增大，储蓄率下滑。事实上，提高利率一方面可以吸引储户增加储蓄从而减少消费，另一方面又因为增加了储户收入从而增加消费，究竟哪个方面作用更大？正统认为，前者作用大，但拉迪认为，具体到中国，后者作用大。他表示，中国的家庭会为了某个目标存钱，比如说房屋的首付或意外医疗开销。降低储蓄回报，他们会更努力地存钱来达到目标。
IMF研究员Malhar Nabar的研究显示，更高的利率确实会带来储蓄率的降低，但影响不会太大。他预测，如果一年期定存的实际利率从目前的几近0%上调到更合适的3%，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将下降0.5%。但如果仅是更高的利率还无法解放中国的消费力，什么能做到呢？
更顺畅的跨国资本流动将有助于利率自由化
演说家们总爱说：在中文里，“crisis（危机）”既有危险，也有机遇。大部分语言学家对此持有异议。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却是两个都不信。对他们来说，面对危机要未雨绸缪。
1996年，中国政府告知IMF，计划在五至十年内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但第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政府又缩回到它的壳里。
十六年后，时机看起来更乐观些。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缓解了资金外流的恐慌。而相反的危险——过度的资金内流——同样得到了纾解。在过去的一年里，人民币在某些方面面临的压力确实下降了。
政府改革者正在试水。四月，监管机构将“具备资质的”外国投资者投放国家证券市场的限额提升至800亿美元，并且放宽了对同类合格的中国投资者在国外施展的限制。央行也略微放松了对货币的高压政策，将人民币的日交易浮动区间由0.5%扩大至1%。
中国对外国资本没有明显的需求，其自身的储蓄远能够满足投资需要。主张自由化的人可能别有用心，他们预测对外的自由化将大大推动国内金融改革的步伐。假如跨国资本调动能更自由，政府将会尽力人为压低利率——除非他们打算让资本外逃，货币下跌。
改革者称，通过尽快开放资本项目，中国能得到许多收益。欧洲局势动荡，美国又行事谨慎，中国国内的投资者得以低价收购外国公司。中国同样能够利用世界对美元的失望，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价值储存和交易媒介的地位。（译注：资本项目，或资本账户，指资本的输出输入，所反映的是本国和外国之间以货币表示的债权债务的变动，换言之，就是一国为了某种经济目的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发生的资本跨国界的收支项目。）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员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把这种策略称为“特洛伊木马”，《荷马史诗》中记叙到，作为礼物的木马诱使特洛伊城打开了大门。改革者的伎俩潜藏着风险。如果中国在对其国有企业改革前开放资本项目，国外的借贷或能帮助填补这些国有企业的投资欲望。对外开放也会使得控制国内银行危机更困难。另一位荷马说得好。谈到中国用同一个词代表危险和机遇时，荷马•辛普森（Homer Simpson）直呼：“是啊！那就是‘危机’！”过早地开放资本项目恰恰是危机与机遇并存。
温州影子银行体系警钟长鸣
浙江温州小企业协会，以其活跃的企业文化闻名于内外。阳春三月协会易址办公，从先前市中心简陋的办公大楼，搬到近郊的某豪华大楼的十五层。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意味着温州特有的逐利式市场正翻开新的一页 。
尽管周德文会长的办公桌有3米（十英尺）之长，但是在接待来访商客之时，周会长多数时候仍坐在沙发上或去附近的餐馆。此时在办公室，周会长正听着毛淑慧的高谈阔论。毛淑慧手下所经营的慧海企业，是浙江省内第一家也是仅有的一家礼仪公司。慧海的客户主要来自地税局和国有银行。
有些工作人员的头发乱糟糟的，仪态也不尽优雅得体，所以需要对其做相应的礼仪培训，毛淑慧评价道。培训过程中，毛淑慧把手指放在嘴角两边，向学员比划着如何真诚微笑。
然而就算工作人员的笑容再灿烂再真挚，对温州的大部分企业家来说，银行的帮助可谓是杯水车薪。由周德文出资、金哲新运营的日泰鞋厂，是温州一家历史悠久的制鞋企业。但是即便是“日泰”这种历史悠久的企业，也只有在其它信誉更好的企业做保的情况下，银行才会对其放贷。于是，多数温州企业家转而寻求其他出路。那些手有余钱的商人开始绕过银行，直接将钱放贷给急需用钱的企业。据估计，2010年温州的影子金融体系总值高达1100亿元，相当于同年温州GDP的38%。
然而在规避国内金融管制的同时，温州的民间借贷体系也失去了危机时刻央行所有可能的援助（建立在最终贷款人机制之上，当一些商业银行有清偿能力但暂时流动性不足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贴现窗口或公开市场购买两种方式向这些银行发放紧急贷款，条件是他们有良好的抵押品并缴纳惩罚性利率。），加上借贷人大意行事，民间借贷与安全体系渐行渐远。2010-2011年间，央行紧缩信贷，使得中小企业融资之路愈发窄化。走投无路的借款人开始将目光转向灰色的借贷，继而接受那些无力偿还的贷款。有的甚至还因无力还款而直接跑路了。高度紧张的债主开始收回他们的贷款，同时拒绝再放出新一轮的贷款，可谓作茧自缚。最后政府也开始打击在类似灰色领域徘徊的借贷双方和信贷机构，所以这些资本就彻底从市场上消失了。
温州财富中心先前曾是大腕级债权人云集的地方，而今早已人去楼空，剩下的只是七零八落的牌匾，牌匾上影子金融家的名字依旧依稀可辨。大楼的另一个办公室里，昔日的债权大腕穿着丹尼斯•霍珀的T恤，喝着自家冰镇的百威啤酒，做着和自己老本行截然无关的事情——投资1000万，用于一部有关抗战时期的谍战剧的拍摄工作。先前他一个电话就能安排一笔贷款，而现在这份信任早已不复存在。
由于信任的缺失，在放贷之前，放贷人常常要求借贷人使用有形资产做抵。民间借贷危机反使典当行的业务提升了不少，东开典当行的负责人如是评价道。借贷危机之前，人们凭借自身过硬的关系网络就可以无抵押的获得借款。而现在，借贷人则必须提供相应的有形资产做抵，才能获得相应的贷款，如在大厅内待价而沽的100克的北京奥运会纪念金条。
三月份，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益于市场改革的措施，以期改善当下温州借贷体系混乱的现象。从今以后，非正式贷款需要按要求进行注册，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但高利贷的发行则需要经过核准和认可。周先生曾建议借贷双方自行商议借贷利率，尽管该方案看似更可行，但是政府拒绝接受。
中国消费市场远不止购物
张桂东在安徽的农场长大，安徽是个贫穷的内陆省——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所在。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95年，仅读过几年书的张桂东离家北上，来到北京谋生。初到北京之时，张桂东靠在天安门摆地摊贩卖皮带和打火机为生，直至其被相关部门所取缔。后来，张桂东和几个老乡集体转战秀水市场，向附近使馆的职员贩卖蔬菜和丝制品。
秀水市场以超低价贩卖名牌商品而著名，是那些喜欢买山寨货的游客的好去处。在多次因贩卖假货被罚之后，张桂东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经营策略——获得“Hello Kitty”的授权继而销售正品行货。上世纪70年代，Kitty首次出现在钱包上。现在在亚洲市场上这只白色短尾猫与米老鼠齐名。
起初品牌监管部门还因市场内贩卖的伪劣产品对授信心存顾虑，后来市场表示会自行清理这些假货，如此一来品牌监管部门的顾虑才被消除。现在张桂东的生意可谓如日中天。三月份，张桂东打算将自己的店面从一楼搬到三楼，那儿聚集了市场中多数信誉优良的商贩，新摊位也从原来的10平方扩大到15平方。张桂东说，市场里大多数商贩和他一样都是来自于农村，“我连做梦也想不到我也可以有这样的生活”。
在很多人眼里，中国是个工业强国，但不是消费者的天堂。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开始持续下降了十年。到2009年，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4%，比日本战后最低比率还低19个百分点；比韩国低15个百分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Lardy）在其著作《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中指出，即便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也没有掉出50%。然而，中国该降低比率具有迷惑性。实际上，中国的消费比任何一个大国增长的都快，只不过是被增长得更快的GDP抢去了风头。
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的卡尔•伯纳姆（Carl Bonham）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卡拉•威尔默（Calla Wiemer）认为：无论是增是减，消费始终跟不上收入的步伐。一部分原因归结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倾向于“保守稳健”的消费。另一方面，人们在摒弃其惯有的生活方式时通常表现得犹豫不决。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产出和收入都在激增，可国人的消费习惯尚未跟上。
据文化人类学家杰奎琳（Jacqueline Elfick）研究得出，小地方出来的生意人白手起家后，通常不知道该如何支配他们的新财富。一对初到深圳的夫妇，整套房都贴满了浴室瓷砖。还有一家人抱怨厕所没安蓝色的半透明玻璃（只有在农村厕所里能找到）。一名从来没有住过大于两室套房的购房者，（一口气） 购买了六室套房，把其中四个房间当成了餐厅。
但是，人们的消费习惯正在转变。奎杰琳指出，在深圳，人口不断混杂，阶层划分界限相对模糊，这意味着“购买力即地位”。暴发户挥霍金钱以标榜自己。他们偏好“极为奢华的仿巴洛克风格的家具”。一则三亚豪华住宅的广告中，墙上挂着《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身穿露背晚礼服的美女在窗边流连。
同时还一群有品味的消费者正在崛起，他们看不起浮夸风。他们引以为傲的是自己鉴赏葡萄酒、茶以及咖啡的能力。在北京，计程车上流行起车载电视来，教你怎么辨别葡萄酒的浓度，告诉你为什么不能把酒杯斟满。“消费的学问已经衍生为一种商品”，奎杰琳写道。
正如过去十年，消费难以跟上收入增长的步伐；同样的，在未来的十年里，消费也将不会同收入减少的一样快。这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增长从10%放缓至7%左右，消费占GDP的比例也自然会上升。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已出现这种现象。据巴克莱资本的黄益平说，官方数据难以反映2008年来消费支出的激增。尤其在统计额外住房支出方面，难以说明情况。例如，租客支付的租金和业主受益的情况。
零售额是反映消费支出的指标之一。近几年来，零售额的增幅超过GDP。遗憾的是，这些数据在反应住房花费方面并未有更大的作为。而且在中国，除家庭消费之外，政府采购和基本化工及其它工业品贸易等很多方面都被纳入其中。但是黄先生表示，即便这些数据被剔除，销售额还是在急速增长。
他认为支出的程度和增长的速度可能被低估了。除了明显的消费外，很多消费都逃过了收税人和数据统计者的监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王小鲁的研究课题就是如何使得这些灰色收入浮出水面，。他的团队调查了4000名他们朋友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虽然相比官方调查而言，数据缺乏代表性，但却是相对真实。利用统计技巧消除误差后，王教授得出，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比2008年的官方数据14万亿元高出9.3万亿元。根据这个数据，黄益平认为个人消费在2010年可能占GDP的41%，比官方数据要高约7个百分点（见图表6）。
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黄益平的数据，但即便数据是对的，也会带来不良影响。富人不同程度地受益于隐性收入，最富有的10%的城市家庭把其中的60%收入囊中。有人估计中国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这或许就是其中的原因。如果将这些隐性收入算入其中，最富有的10%的城市家庭的收入，会是最贫穷的10%家庭收入的26倍，而不止是官方统计的9倍。这些数据让中国经济失衡看起来还算可以，但社会不公平待遇却更加明显。
然而，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重要供求来源——政府。从2009年开始，政府支出（用于医疗、教育、租房补贴等）占GDP份额就不断上升，但依旧不足且不平衡。
天网恢恢，厚此薄彼
中国已经大大扩大了其农村退休金制度的覆盖面，2011年缴款人数有1亿4千万，而在此前一年则低于8千万。但政策现时仍只触及到合资格人口的30%。政府亦扩大了医疗保障的涵盖面，据经合组织数据，已有95%人口获纳入医疗安全网。现在，中国总医疗支出中病者直接支付的只占35%，而十年前则多达60%以上。但进步并不均衡。对「城镇职工」是一套政策，对「城镇居民」是另一套政策，而对农民又是另一套政策。每一套政策均由各市县政府执行，所要求缴纳的费用及所提供的福利各不一样。据经合组织，农村的医保政策下人均每年只可报销医药费16美元，住院费用只报销41%。
经济政策上，政府喜欢先搞地方试验，循序渐进；社会政策上，政府亦爱如此。地方试验、循序渐进对经济改革颇有成效，但在社会政策上则不能有效承担风险，社会安全网不但很薄，还满是补丁。这样做虽然能控制住财政部支出，但很多人因此直接暴露在重症、失业等的威胁下。例如医疗保障有报销上限，并不涵盖绝症治疗的费用，无法惠及重症患者。而在「以医院为中心」的中国医疗系统中，每2万2千人仅获配1名全科医生。
老一代的中国人所成长的社会，许多消费上的选择都由国家或单位说了算。吃在国营食堂，睡在国家分配的宿舍或房子。这样的人生很乏味，但国家在停供「铁饭碗」同时，却未能给失业者提供其他生路，既无医疗保障，也无最低生活保障。据世界银行，中国仅从GDP拿出5.7%用于极贫困人口津贴之类的社保项目。而其他与中国处于同一收入水准的国家，在这上的平均投入是12.3%。
加大正确的社保支出，并不会压抑个人消费，反而会鼓励个人消费。社保安全网漏洞多多，正是中国家庭如此看重储蓄的原因之一。据IMF的伊曼纽尔•巴达奇（Emanuele Baldacci）及其他经济师，公共支出在GDP中的比重每持续增长一个百分点，并均衡的分配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将带动家庭消费在GDP的比重提高1.25个百分点。而IMF的史蒂芬•巴奈特（Steven Barnett）与雷•布鲁克斯（Ray Brooks）预测，在城镇范围，政府每多花1元到医疗，便会使个人消费支出多增长2元。
那中国可以说花就花吗？从某种意义而言，它不可不花。假如投资疲软了下来而个人消费未能填补漏洞，中国在需求上会出现巨大的窟窿，导致就业与发展均受制。比如说，假设投资率降回2007年水准，政府便须花3.4万亿元来填补漏洞，否则会面临广泛失业。这是很大一笔钱，据哈佛大学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的计算，只需这笔钱的六分之一，政府便能将所有穷人的收入提升到2美元一日的水平。这样的“思考实验”是要证明，中国可以调动强大的生产力，但要调动这些生产力便要花很多钱。
对于中国国情，另有一个明显能提升个人消费支出的办法，即尽快废除这个国家的户籍登记制度，亦即户口制度。这项制度对从农村出来的人享用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设下限制，使移民一直没有归属感，故而并不愿意消费。据由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复旦大学陆铭和香港科技大学钟宁桦所做的研究，比起与之对应而有户口的城市居民，无城市户口的移民往往少消费30%。
秀水街的商户张先生是制度不公的好例子。十七年前他便来到了北京，之后有房有儿有生意，还有了Hello Kitty的品牌授权许可证，却至今未有北京户口。
资源，中国须审慎利用
决定中国未来的决策者是从中央党校培训出来的。过去党校甚至未被标记在地图上，但现在党校正渐渐开放，例如校园里的指示牌，是由标致雪铁龙公司捐建的。党校有逾1500名学生。教员数量同学生数量差不多相同，许多教员比他们的学生年轻得多。这里教经济学，公共财政，人力资源，也教共产主义理论，例如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而邓小平理论，这给予中国经济改革合法地位、今日依然领导着政治局的党纲，只有三四堂课。假如这样也算多，可以用三言以蔽之：“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二十年前此番话，不是在北京某个肃穆的大会上说的，而是南巡珠三角工厂时说的。当时他参观完一间七年增长16倍的冰箱厂时，深受实践（而非理论）触动。连他用以谓“truth”的词（道理，常译作“reason”或“rule”）也颇为口语，而非留作称呼马列主义的“真理”二字。
巨人奋起直追
中国出口实现七倍增长后，成功渡过“挨打”阶段。根据某些经济学家（如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及华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的研究，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转换后，中国的GDP仍比美国小的多。即使根据这种估计，中国超上美国的时间也比现阶段许多人预期的早的多。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若以过去十年平均增长率的四分之三算，到2020年即可与美国持平。
既然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已重要得不宜欺负，发展也就变得不那么要紧。实际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可中国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讨厌的副作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挥霍国家自然资源；建造大量房地产的同时又经常侵犯产权。
部分党内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亦洋洋自得，不再忧心于怎样扩大经济成果，只钻营如何瓜分这些成果。不过，至少在言辞上，领导人并未显得躺在功劳簿上。当问及中国经济有望跃居世界第一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中南海参谋的部门）李伟主任表示，中国没有理由为之称庆。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仍徘徊在全球第90名左右。据某项估计，即使中国GDP到2010年代末超过美国，中国仍会像今日的巴西或波兰一样贫穷。
不过，在经济上，满固然招损，谦却未必受益。假如中国在决策者思维中仍属贫国，他们便可能得出，国家经济尚不宜进行本早应进行的改革。他们可能会觉得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一个更精密的财政系统，也无法应对更灵活多变的汇率，也负担不起农村人口携家带口定居城市。
只要投资需求保持现阶段的强劲趋势，储蓄供给保持现阶段的垄断地位，那么中国的决策者对国家经济继续快速稳步增长就信心十足。但是，中国经济发展越快，它与令中国受惠良久的发展模式间不相匹配的状况就会越早呈现出来。日本开始改变其增长模式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据推测中国已到达与日本当时相似的发展阶段，然而中国发展模式变革任重而道远。
流派纷呈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走势，至少有三派意见。第一派觉得前路平坦：回望这么多年，中国一路快速壮大，屡屡打破外界预期，这个势头仍将持续；中国幅员辽阔，发展迅速，发展空间大；中国投资得多——亦是理应之事——这些投资或许不会总能给放贷银行带来丰硕回报，不过这些投资给经济的贡献，会比其成本多。
第二派意见认为，中国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会令其崩溃：当前的高投资率无以为继，但中国也拿不出别的来替换这个需求来源；许多银行、地下银行发放的信贷将变为坏账；对于完全靠经济增长才具合法性的政府而言，经济一旦放缓，随之而来的失望情绪是很难处理的。
本专题报告支持第三派的意见，认为中国确实面临着重大问题，但没有什么是它不能处理的。中国尚无明显的过度投资现象，但确是经常投资不善，这一点着着实实正让中国开放商、储户和纳税人遭受损失。然而，中国的金融系统比许多国家配置更完善，经受得住这些损失。资本分配或许效率算低，但相当稳定。当然，之所以有韧性，部分原因恰是因为低效率。
直至今日，大多数经济学家仍坚信中国严重依赖出口。即使国际贸易从经常账户盈余中减除而不是加上之后，经常账户盈余缩减，出口仍有增长。中国毫无疑问是投资依赖型国家，但其最大的问题不是投资过度而是投资不良。大多数人认为以前的不良投资会阻碍将来的增长。本特别报道对此抱怀疑态度。很明显如果没有造成大量资本的浪费，中国的状况会好的多。如果资本总量没有达到应有量，这会给国家足够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投资率降低，那么中国需要另一种需求资源。显而易见的市场是家庭消费，但消费者人数不可能增长到具有挑战性的数字。本文认为高得多的政府消费率同样能满足需要，或许更可行。
随着中国的资本积累、人口老龄化和农村空巢化，储蓄会越来越不充足，投资良机越来越难得可贵，中国使用资源需更明智。这要求中国放开金融系统，牺牲一些稳定，引进更有效的金融系统。
原题：经济学人“中国经济”专题报告——脚踩单车迈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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