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面对的致命挑战(图)
——横河: 习近平能摆脱“维稳新政”诅咒吗
国保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加重，或者是仍然在继续，说明几个问题呢？至少说明政法委的系统，主要是维稳系统，当然这里面权力最大的、利益最大的，是公安部门，尤其是公安的国保，这个系统由于它的权力和利益结合所形成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就是它自我膨胀、自我获益的，这个集团并没有因为最高层的博奕，或者是达成的协议而解体。
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在十八大中共权力交接的时候，究竟胡温十年给下一代领导人留下了什么？而下一代领导人又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政法委还有多大权力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中共的政法系统，究竟它还有多大的权力。我们知道政法系统和周永康在薄熙来案子当中已经大伤元气了，比如说政治局常委，可能从九减到七，一般人认为减掉的两个席位是政法和宣传这两个部门的，事实上即使常委还是九个人，也不会给中央政法委书记留位置了。现在在国内外流传的各个版本的常委名单当中，无论是是来自哪一派的放风，都没有政法委系统的人了。所以说周永康这个派系基本上就销声匿迹了，各地的政法委书记多半是由一名党委副书记来担任，不再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中共在十八大之前，基本上完成了把政法委指挥权回收的这个组织框架。
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在另一方面，马上就要开十八大了，在十八大的安保措施方面，包括对访民的打压，对各种民主维权人士的监控打压，和以往重大的中共在北京有的活动，像奥运、六十周年庆，每年的两会啊，并没有不同的地方，有的地方甚至还变本加厉。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就是在国内外高度关注的案例，当然平常各种案例非常多，我们就讲一些被高度关注的。一个是北京海淀的国保刑事拘留焦国标，他是在9月12日被抓的，然后9月24日回家。焦国标是原来北大的教师，他最著名的是在2004年写了一篇文章，是一篇《讨伐中宣部》的檄文，后来曾经和高智晟律师一起参加过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的实地调查。最近这次刑事拘留虽然有一些猜测，如可能是他在反日活动期间发表了一些观点，或者是说要跟中央最高层对话，但是其实并不明确海淀的国保为什么要抓他，以什么罪名抓他的，并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案例就是兰州市的原教师陈平福被起诉的案子，是在9月4日开庭。要注意，这些案子都是威廉亚洲官网 的，9月份的案子。陈平福本来是一个企业所属学校的教师，后来企业破产，他失业了。但是他有心脏病，很难找到新的工作，没有办法，就只好到街上去拉小提琴，卖艺为生，结果被兰州救助站捉拿凌辱。他自己说的，抓着他的四肢，扔进铁笼囚车。他后来就把自己的经历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放到网上去，发表了一些文章，结果就被兰州市检察院起诉，9月4日开庭。
另外一个就是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的劳教申诉案，当然这个案子是去年的，他因为在QQ空间和微博上面发表了一些或者是转发了一些对时政的评论，结果去年9月份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劳教2年。当然这件事情和目前的形势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今年对劳教这件事情提出诉讼，就有关系了。他是8月15日提出诉讼，要求当局撤销劳教决定书；10月10日，他的申诉案在重庆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没有宣判。最有意思的是，被告是重庆市劳教委，劳教委实际上就是公安局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是一件T恤，这件T恤上面印了字，叫“不自由勿宁死”，把这个作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出示。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三个案子都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罪行，实际上就是中共原来“反革命罪”的变种。中共后来放弃阶级斗争学说以后，不再提阶级斗争以后，原来的“反革命罪”就变成了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煽颠罪”，这是一个和政法委关系最密切的罪名，就是“煽颠罪”在中共的字典里面，不管它是不是公开承认，它属于敌情这个范畴的。
在公安系统里面，它是归国保管辖，是中共维稳的第一打击对象，也是对异议人士、维权人用的最多的一个罪名。公安里面的其它部门不管这个事，只有国保管，国保实际上又是政法委最主要的镇压异己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中共政法委和周永康权力被削弱的情况下，国保打击异己的力度并没有减弱，这个是一个看上去矛盾的现象，我们怎么来解释它。
就以焦国标这个案子为例。根据焦国标以往的作为，比如说写《讨伐中宣部》的文章，和高智晟律师一起去调查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这些案子对中共来说都是属于大案。而这次抓他并没有这些重大的事情特别能够引起国保的注意，或者是政法委需要去抓他的，所以对他的刑拘也可能要从焦国标本人以外去找原因。
抓他的是北京市的海淀区国保，而焦国标是一个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如果说海淀的国保有胆量，在最高层政治斗争前景还不明朗，或者是明显的政法委已经失势的情况下，而同时全国的警察英雄王立军又在被审判的节骨眼上，说国保有这个胆量去故意给习近平穿小鞋，或者是向现在的中共掌握权力的这一方去挑战，那是太抬举海淀区的国保了，所以不可能是海淀区国保自作主张做的事情。
那么可能是谁呢？谁应该负责呢？我们注意到这期香港的《动向》杂志有一系列的文章谈到了最近政法委有关的事情，其中谈到政法委和维稳有关的事情。对这件事情这个文章说到，习近平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情，而且还约见了公安部长孟建柱，而孟建柱说他对这个案子并不知情，说北京市公安局送的简报和公安部的情况汇报，都没有说到这个事情。而根据《动向》的文章说，他私下讲的是：监控不稳定人士是中央政法委“保卫十八大”的安排，基层警察执行掌握不好分寸。就是说很难掌握分寸。他把这个责任实际上推到了基层警察。
从2个星期以后焦国标就被放回家来这个事实来看的话，传闻说是习近平批示要释放他的，这个传闻是有一定根据的，也就是说最高层介入了，下面不得不放人。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抓他并不是最高层的意思，也不可能是海淀区自己的决定。因此涉嫌的就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是公安部，一个是中央政法委。当然事实上很可能是由中央政法委直接布置北京市公安局，以“十八大安保”的名义把焦国标抓起来的，它可以经过，也可以不经过公安部。
孟建柱对习近平的回答，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失职的回答。作为公安部长，对这么重大的事情他居然说不知情，那就说明要么就是孟建柱对习近平撒谎了，要么就是他承认他自己是个傀儡，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么重大的事情都不给他汇报。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至少能说明国保最近这一系列的事情，我认为他们想发出的信号就是，政法委还没有完全失去权力，他们想警告异议人士，不要以为王立军倒了，政法委也会倒。《动向》的文章里面说的是公安部，其实我认为公安部自己行动的可能性还并不是那么大，至少它是执行来自政法委的命令，或者说公安部和政法委联合起来行动。这个行动还有一箭双雕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警告异议人士以外，也是警告公安内部和其它的部门，不要小看了周永康的能耐，让大家不要轻易的倒戈，或者是倒向别的阵营，投靠别的组织，可能有发出这样的信号。
维稳行政是如何取代胡温新政的
这里我们就要谈一下，在《动向》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其实我们是一直在讲，只是说它用一个名词，叫什么呢？叫“维稳新政”。他认为在胡温的最后几年当中，实际上“胡温新政”没有机会实施，而被“维稳新政”取代了。那么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维稳新政究竟是如何取代胡温新政的。
上面我们所谈到的国保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加重，或者是仍然在继续，说明几个问题呢？至少说明政法委的系统，主要是维稳系统，当然这里面权力最大的、利益最大的，是公安部门，尤其是公安的国保，这个系统由于它的权力和利益结合所形成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就是它自我膨胀、自我获益的，这个集团并没有因为最高层的博奕，或者是达成的协议而解体。这个协议可能就包括外面流传的说，周永康交出实际的权力，而换取十八大以后平安退休。就是说这个利益集团它并没有因为这种协议而失去它的权力，也许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削弱，但是它的能量不能够低估，包括对民众的迫害和对高层的威胁。
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江天勇曾经在他的推特上表示，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地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刑法三百条判重刑的案例大增。根据焦国标案的分析，我们认为这很可能并不一定就是北戴河会议所做的决定，而是中央政法委周永康自行其事。这也就是江泽民当年退休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模式，就是九常委当中没有核心，各行其事，以确保对法轮功的迫害，只要在政法委周永康主持下就能继续进行，只要总的政策不变，这个作法就一直能贯彻下去，就说明这个模式还在运作。
这还不仅仅是在中央政法委这一部分，政法系统的每一级、每一个部分，它都有制造事端以表明自己重要性的动机和能力，以维护自己权力的动机和能力。王立军案子对公安系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公安里面，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的退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制还在运行，就是说维稳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制造事端、在制造麻烦上，仍然是它保持自己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
焦国标的案子完全可以在没有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的参与下，由北京市公安局一手制造出来，或者说尽管由于焦国标的名气太大，北京市公安局可能不敢，但是很多没有焦国标这么大名气的人，那些案子，北京市公安局还是会不断的制造出来的。
陈平福的案子就完全和中央没有关系，那就是当地的国保和维稳系统制造的冤案了。当然一开始是一个什么兰州市救助站搞出来的事情，但是当陈平福在网上发表文章的时候，迫害他的就是维稳系统了。当然如果说有更高层的政法委介入的话，那也是在全国连署支持他以后才发生的。
在同一期《动向》里面还有一篇文章，就是谈到第五代中共领导人将要面临的宗教问题。实际上在这篇文章里面已经触及到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了。一个就是文章里面谈到，刚才我们提到的所谓“周永康新政”，或者叫做“维稳新政”这个提法。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些内容我觉得是值得参考的。就是他把维稳这个系统的出现，维稳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介绍了一下。
文章认为，“稳定压倒一切”它实际上作为政治口号是当时邓小平的权宜之计。也就是在89“六四”屠城之前，那时候中共内部不同的意见已经暴露出来了，这时候邓小平就藉着美国总统布什来访和他谈话的时候就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实际上这个说的并不是一个政策，而是说他准备用镇压的手段来解决当时的学生运动，他不是作为一个政策提出来的，而是提示后来要发生的六四屠杀，天安门屠杀。实际上在邓小平还在世的时候一直没有作为政策实行过。
对于江来说的话，他也要避开邓小平提出的维稳这个概念，以防止邓小平利用这个来控制他。所以作为政策的话，实际上是在江自己完全掌权以后才实行的。他在进行权力交接时，也就是说十六大所做的报告当中，两次提到维稳，其中一次就是回顾在十六大以前的5年，就是在1997年到2002年这段时间，和他掌权的13年，说是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动向》的文章认为，江泽民把邓小平的权宜之计固定成了一个政治铁律，用这种方式，用这个政策卡住了胡温新政的喉咙。这是他的观点。他也谈到2008年的奥运会实际上帮了江系的大忙，举国体制下的安保造就了维稳的奥运模式，也就使得“胡温新政”被迫让位给“维稳新政”。既然维稳是以周永康为主的，实际上是以周永康这个利益集团为主的，因此也把它叫做“周永康新政”。
这个过程它基本上是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但是它避开了一些当中的具体步骤，因为作为维稳机制，它并不是2008年奥运才开始的；维稳的模式也不可能在2008年一年一下子就形成了。就从邓小平去世到2008年的奥运维稳，这十多年的时间，这个维稳模式是怎么形成，怎么过渡来的？这个形成过程在这篇文章里面实际上是一个空白。
我们就需要注意到，江在他的十六大报告当中，回顾过去5年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在这5年当中，发生了什么最重大的事情，使得他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一个方针来实行呢？实际上在这5年当中发生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份开始的，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从迫害法轮功这个实际案例开始的。
因为当时一下子要对付人口基数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是没有违法的，因此它以往的所有的思路、规则、经验，以至于具体的执行，全都不能参考，都不灵了，甚至连文革政治运动的经验都不能直接拿来进行参考。从理论到实践都要重新建立，所以它就建立了一个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和下面的“610”办公室，重新整合了政法系统的各个部门和宣传部门，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逐渐积累经验，形成了系统。
这个系统后来就包括，开始设立的时候，“610”办公室有一部分设立在党委办公室的，后来把“610”办公室全部归入政法委；而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也后来名存实亡，实际的全部权力和运作都由中央政法委书记一手控制，就他一个人控制了，开始的时候是罗干，后来就周永康。因为在江统治的时期，迫害法轮功是全党最重要的工作，因此主管迫害的中央政法委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并且逐渐和党委系统分开而独立运作。这才是2008年奥运安保的基础。
到了2008年提出维稳新概念的时候，就重新整合维稳领导小组和它所下属的维稳办公室，就是完全按照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610”办公室的模板来拷贝的，连人员都有很大的重叠。当时建立的时候，两个办公室，“610”办公室和维稳办公室，主任都是刘京，当然后来有所分开。这也是很多人误解维稳办公室和“610”办公室合并，或者说是取代，这种说法的来历。其实这两个办公室是互相独立运作的，而维稳的概念是从“610”办公室这里学来的。
宗教信仰自由是风向标
在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维稳系统能不能继续下去，或者说这个模式能不能改变？它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动向》文章的说法，这个维稳系统巨大的矛盾一直延续到习李接班之际。也就是说尽管周永康的势力在薄熙来案当中受到重大打击，但是维稳思维或者维稳模式并没有转变，也没有突破，就说没有新的模式现在可以直接取代它，因此这个机制还在自我运行当中。
这篇文章认为，十八大胡锦涛的报告，也就是权力移交之前的一个报告，他是会给自己统治的10年一个总结，也会给下一代领导人的执政方针定调子。它说这个报告的第二大看点就是还提不提维护社会稳定项目下面的防范和惩治邪教问题。它说，可以说胡温十年对此拿捏的相当到位，一方面在政治报告中完全回避迫害法轮功的问题，它说标志是2005年10月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自此以后完全不提了，在公开报告中完全不提了。它说另一方面是对维稳系统继续进行非规模性打击不闻不问。
其实维稳系统，或者是政法委，或者是它最主要的力量公安，之所以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即使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它还能够继续制造麻烦，不把习近平放在眼里，其实之前对胡温也是如此，它不把中共最高领导层放在眼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归根结底还是党的工具。中共在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面前，实际上除了暴力镇压以外是黔驴技穷的，因此它必须依赖维稳系统。公安部门要是撂了挑子的话，中共立刻就完蛋！所以它们能够肆无忌惮。
一个实例就是以前从人大到法律界到律师到广大民众都一致要求取消劳教制度，反对的就是一家，就是公安反对！就是因为公安反对，谁也没有办法。而公安反对的理由呢，就是说一旦你们要取消劳教制度，他们就管不了社会治安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结果在这个威胁面前，人大这个宪法所规定的所谓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乖乖的让步。其实政治局又何尝不是呢？不要说现在改革劳教制度已经有了共识，连取消劳教都有共识这么多年了！
也就是说尽管这篇作者在介绍维稳模式的时候没有谈到，但实际上迫害法轮功问题就是维稳模式形成和发展的要害。上面所提到的胡温十年在这个问题拿捏到位，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拿捏，就是回避矛盾，尤其是所谓对维稳继续非规模性打击不闻不问，其实这就是过去十年中共统治的领导格局一个致命的弊病。
也就是说江泽民为胡温体系设计的这个九常委分权，总书记没有决定权，总书记不是核心，以确保只要周永康在常委当中分管政法委，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就不会变，而迫害政策的实施他人不能干预。这就是它所说的对非规模性打击不闻不问的来历。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第二权力中心，以致于对中共统治本身造成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威胁。这个模式，这个庞大的不断制造不稳定因素的维稳利益集团，是在十八大权力交接以后，新的领导层立刻就要面对的致命的挑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