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二十一
“Hi，希特勒!”与“三忠于”
个人崇拜是独裁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独裁者巩固自身权力的必备手段。不但希特勒需要它，共产党的党魁对它也偏爱有加。 ——题记
纳粹当政时，德国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最亲密的私人交往空间，无论是机关大楼内，还是军营、学校中，人们彼此见面时都要两腿并拢，立正直立，左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然后大喊一声：“Hi,希特勒!”
这种问候示意礼是纳粹从墨索里尼那里照搬来的，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表示希特勒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其二，表示纳粹党党员和民众对希特勒的无限崇拜和绝对服从；其三，表示决心沿着希特勒指引的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方向前进！说来难以置信，在第三帝国，它不但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空间，而且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
那时，人们在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都会将“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当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到的服务问候语是：“Hi,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丝不苟:“Hi,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杆以及路灯柱；所有的学校都明确规定，上课和下课学生都必须说“希特勒万岁”；甚至就连幼儿园也成了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南巴登地区的一个幼儿园竟然让孩子们将装有早餐的袋子挂在女教师伸出的手臂上，以此来训练孩子们掌握希特勒问候的姿势。
在第三帝国曾流传过这样一则笑话，说是有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Hi,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可见这种问候语在当时的泛滥程度。
更为荒唐的是，在纳粹德国，使用希特勒问候语不仅是一种必须的社交礼仪，而且更是一种强制性的问候命令，一种“忠于元首”的不可或缺的政治标志。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对此说得十分明白透彻：“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
一种包含希特勒名字的问候语被强制推广和强调到这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足见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在纳粹德国已疯狂到了何等地步。
希特勒本人就是这种崇拜的积极鼓吹者。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种族主义和建立在独裁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一方面,他将雅利安人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入物；第二等级是既无英雄主义又无卑鄙行为的广大中间阶层；第三等级则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在希特勒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即第一等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他在《我的奋斗》中直言不讳道:“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而这个“个人”就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领袖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指导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指示，是时代的最强音。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仅要忠诚，而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为了表忠心，纳粹高官们更是争先恐后地对希特勒大唱颂歌。纳粹理论家恩斯特?休伯说：“元首不是必须按其要求办事的某个特殊集团的代表，不是纯粹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国家器官。他本人就是人民集体意志的传播者，人民的意志就实现在他的意志之中，他把人民单纯的意志转化为自觉的意志”。（注1）纳粹司法部长弗兰克吹捧说：“我们必须经常问自己，领袖是如何指示的?这种对待领袖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要知道，希特勒的权威来自上帝，他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注2）1933年希特勒44岁生日时，戈培尔更是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希特勒》的讲话，文中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并将继续接受挑战的伟人。他(也)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运地被全德国人民所感激和热爱，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术一样抓住了每一个曾和他有所接触之人的心……那就让我对他说，对全德国说：我的元首！百万最优秀的德国人向您送去他们最诚挚的祝福，向您奉上他们的心。以及我们，您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在您的荣耀和爱周围团结起来。”
在纳粹德国，把希特勒奉若神明的不仅是纳粹党徒和高官，还包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来自德国各地，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多数来信表达的都是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
在希特勒生日的时候，一位普通德国人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献给希特勒：
“你在哪里，哪里的人们心跳就更加有力。
你在哪里，哪里的德国人民工作就更加顺利。
你在哪里，哪里的德国儿童就幸福甜蜜。
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心，你是领袖，你是德国的救星。
你是希望，你是忠诚。
你是信仰，你是爱的化身。
我全心全意热爱你，我愿意属于你。
我愿意成为忠诚勇敢的士兵，每时每刻都为你服役。”
在纳粹当局的煽动和支持下，对希特勒的疯狂崇拜不但笼罩了整个德国，而且成了衡量人们是否政治正确的重要标杆。置身于这股狂热的潮流之中，别说是逆流而动，哪怕是对至高无上的元首稍有不敬，其结果也是可怕的。下面这个故事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一位名叫英格伯格?施奈德?鲁乔夫的外国人回忆说：“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孩，为首的一个举着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扇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帜竟然不及时行礼。”（注3）
个人崇拜是独裁体制的必然产物，也是独裁者巩固自身权力的基本手段。因此，不但纳粹需要它，共产党也钟情于它。特别是中共文革时的造神运动，比纳粹时代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神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
对毛的个人崇拜始自中共七大毛泽东在党内的独裁地位奠定之日，其后愈演愈烈。中共掌权后，毛被颂扬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和“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响遍了整个中国大地。到了“文革”中，对毛的个人崇拜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此时的他已不再被当作凡人，而是被塑造成了一个高无上无全知全能的神。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而且有着“一句顶一万句”的神力。昔日的“毛主席万岁！”也升级成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一文中说到过这样一件轶事：当年有希特勒的崇拜者曾一本正经地跟同他握手的人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无独有偶，文革时中国人想见“伟大领袖”都想疯了，以至于常有人一看到有工作人员从天安门下来，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在今天看来，这种表白充满了矫揉造作，但在当时，却是许多中国人真实的心声。
那个特殊的年代曾一度流行过两句政治口号，叫做“三忠于”、“四无限”。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就是指“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这两句口号把“文革”时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的具体内涵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跳“忠字舞”也是表达对毛的赤胆忠心的一种时髦方式，“文革”中曾一度风靡全国，不管男女老少病残,都得跳,不跳就是对毛不忠。一时间，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不分白天黑夜，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舞者以《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或红绸巾为道具，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整个身心都充溢着一种朝圣的庄严感。一边跳同时还一边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除了跳“忠字舞“外，还流行“早请示晚汇报”。
1967年11月13日，毛的卫队8341部队向毛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此后，“早请示晚汇报”的热潮迅速席卷全国。
所谓“早请示”，就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的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不但在单位要“早请示晚汇报”，在家早饭、晚饭前也都要这么做，连精神病院都不例外。不过，诸如“牛鬼蛇神”这样的坏人是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的，只能“早请罪，晚请罪”，即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
另一种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时尚是佩戴毛的像章，在当年也曾风行一时，全国上下，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遍百姓，人人胸前都戴有毛的像章。据周恩来1969年3月23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披露，当时毛的像章已经做了22亿枚，平均一人有好几枚。
一位名叫李永军的过来人回忆说，“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人们竞相佩戴毛主席像章，数目由少到多，型号由小至大。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可人们宁愿忍饥受饿，也要买上一个像章，春风满面地别在胸上。那个年代，毛主席像章种类极多，大的、小的、铜的、瓷的……有些狂热分子，为了集齐像章，竟至于倾家荡产。戴像章成了亿万人追捧的时尚，有人把它别在裙摆上，有人把它扣在帽檐上……一些人为了表明对毛泽东最忠诚，竟将它别进了肉里，然后得意地把伤口展览给他人看。
“那时流行这样一句‘名言’：‘忠不忠，看行动’。这‘行动’一指跳‘忠字舞’，二指背‘红宝书’，三指戴‘宝章’。据统计，当时全国有２万多厂家生产过毛泽东像章，天津一家军需厂最高日产量超过１０万枚。有人统计，‘文革’时像章用铝６０００吨以上，相当于几千架米格２１战斗机的用铝。”
下面这个故事就更荒唐了！196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两封边防战士希望得到毛泽东像章的来信，包头钢铁公司一位青年看到信后，暗自下了决心：只要有一枚毛泽东像章，就寄给他们。10月16日，他果然得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年轻人在胸前戴了3个多小时后，依依不舍地把像章摘下来寄给人民日报社，请报社代为转交。他在信中写道：“编辑同志，请赶快把这枚纪念章转给边防战士，快！快！”
同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像章送达边防哨卡的情形：
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中，某部战士扛着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列队迎候送像章的专列。这是一个神圣的礼仪。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专列的影子。这时人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是激动之余，把专列抵达的时间搞错了，专列要到次日才能到达。第二天晚上9时，在风雪中点着松明子、打着灯笼盼了好久的战士们终于看到了专列。山谷沸腾了，欢呼声、跳跃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战士赵培田、王振亚、李书田是最先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得到像章的3个人。赵培田为了接受像章，走了115公里路，翻山过河，一天半的时间只吃了两餐，其他二位也是从百里外赶到的。当部队领导把像章别在他们胸前，三名战士竟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疯狂的个人崇拜伴必定伴随着同样疯狂的政治恐怖。“文革”中不是曾风行过一句口号，叫做“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吗？“思想解放的先驱”张志新当年就是因为“反对毛主席”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类似这样的惨剧时有发生。更有甚者，有人仅仅因为不小心打碎了一尊毛的塑像，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
如今，“Hi，希特勒！”和“三忠于”、“四无限”都已成为历史，但个人崇拜并没有在残存的共产党国家彻底绝迹，比如在北朝鲜，这种愚昧与狂热不是依旧可悲地笼罩着人们的生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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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注1：天津人民出版社《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260页
注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西方政治思想评介》，232页
注3：江苏人民出版社《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