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之二十

共产党和纳粹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于自己的想法，硬要强迫全体国民都按他们制定的统一标准思想，成为唯其旨意是从的精神奴隶和驯服工具。剥夺了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后，他们还要剥夺人民独立思考的权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后，他们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   ——题记

凡是看过著名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人，无不对德国民众当年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印象至深。

影片把我们带到了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大会，只见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一只巨型普鲁士雄鹰雕像，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歇斯底里般的演讲更是让台下的群众愈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这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让在场的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激动得浑身颤抖，无一不为自己有幸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万分自豪，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

这种对希特勒的盲目的疯狂崇拜，堪称是第三帝国时代德国民众精神世界的缩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反复不断的洗脑，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那时已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和独立意识，完全认同了希特勒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完全认同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罪恶”等等所赋予的新的解释。总之，他们的头脑已经完全被希特勒宣扬的“民族社会主义”填满，除了这种思想，几乎再没有别的任何思想。

这种精神上的高度纳粹化，不仅是纳粹对德国人民反复进行洗脑，实施精神控制的结果，更是其目的所在。希特勒曾明言，“士兵不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在他眼里，“群众是守旧和懒惰的，他们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思考”。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想法，是需要被灌输、被引导、被宣传、被塑造，才能正确地加以表达。所以，封锁信息管制文化也好，控制舆论打压异见也好，编造谎言蒙骗民众也好，最终都是为了让民众“不思考”，让“领袖替他们思想”，从而控制他们的精神。

纳粹政权对德国民众的这种精神控制贯穿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

宣扬“雅利安人血统优良”与“犹太人血统低劣”，是希特勒种族主义的核心。为了将这种思想从小就灌输到每个德国儿童的心中，达到“自然的、持久的、不矫揉造作的”宣传效果，纳粹教科书向孩子们讲述说：在自然界中，同类物种与同类物种在一起，一群岩羚羊绝不会让一头鹿来领队，一只公椋鸟只跟一只母椋鸟交配。同类物种相互吸引，繁育同一物种。只有人类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干预，进行“人工杂交”。而杂种、混种、会把最坏的特征集于一体。接着，它们又将这样的例证引述到“种族与犹太人问题”上。在当时的学校中，经常会出现老师借题发挥，侮辱犹太孩子的现象。一位名叫鲁道夫?巴努什尔的犹太人回忆说，当年老师曾把他叫到全班同学的面前，然后问道：“知道什么是杂种吗？”班上无人说话，孩子们只是在生物课上听说过这个词。沉默片刻，老师指着鲁道夫?巴努什尔说：“他就是杂种。他妈妈是犹太人，这就说明一切。”

1935年颁发的《教师手册》中规定：数学教学要以“国家政治教育”为己任。在孩子们的书中，数学题是这样表述的：“建设一个精神病医院需要600万马克，建设一所居民住宅需要1.5万马克，请问，600万马克可以建设多少居民住宅？”还有，“一架夜间战斗机能运载1，800颗燃烧弹，若以时速250公里、每秒投掷一枚炸弹的速度飞行，请问，所投炸弹将覆盖多长距离？”纳粹主义就是要用这样的数学题目向孩子们说明，那些“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多少损失；对那些阻碍第三帝国统治世界的国家应该如何严惩。

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民族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纳粹德国弗兰哥尼尔省的头目尤利乌斯?斯托莱切也曾洋洋自得地说：“如果在天平两端，一端是所有大学教授的脑子，一端是我们元首的脑子，你们觉得天平会偏向那一边？”不言而喻，在纳粹当权的时代，天平自然是偏向希特勒。这就是精神控制的神效。

精神控制也是共产党所看重和擅长的统治伎俩。为了让民众“听党的话，跟党走”，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对民众进行信息封锁，禁止他们接触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历史真象；另一方面，从小起就长年累月地给民众灌输自己的“党文化”。更为卑鄙和可怕的是，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洗脑完全是凭借着暴力强制进行的。你顺从它，你就能平安无事，加官晋爵，甚至包包二奶、收收贿赂，“党妈妈”也可以眼开眼闭，因为你“政治正确”了。反之，如果你胆敢抵制它，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你的麻烦就大了，轻则整得你死去活来，重则让你家破人亡、死于非命。

在共产党阵营中，相比较而言，中共对洗脑的看重和洗脑的伎俩，显然要高出他人一筹。

1949年建政后，中共为确立极权统治，取得在精神领域的控制权，马不停蹄地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洗脑”运动，即思想改造运动。林辉先生的《中共建政初期对知识份子的“洗脑”》一文，对这场“洗脑”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介绍。

文中写道：“当时留在大陆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归来的知识份子，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更有着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这些不仅与中共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而且是中共一党专制所不能容忍的。

“‘思想改造’，顾名思义就是将不正确的思想‘归正’，而其手段就是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具体方式就是疲劳战术，会议仪式和群体压力等。中共的‘洗脑’不是简单的洗澡，它不仅要在身体上达到控制的目的，更要达到对精神上的控制。

“在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启动前，由周恩来亲自示范，在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份子为什么需要改造。身为总理的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公开解剖自己，让知识份子深受感动，他们也学着向党‘交心’。

“而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共对于‘思想改造’的方法早已谙熟在心。他们将改造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思想，进行自由讨论；第二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面临着集体的压力并唯恐自己被运动拒之门外。不管参加者是否愿意，都要努力挖掘自身缺点并接受别人的斗争，并很快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该人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判来接受心灵净化了。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新生。经过净化的这个人，觉得只有听从党的权威才可以获得解脱，因此完全依靠了党。而党的目标正是改造这些人的奋斗目标和思想观念，让党在其思想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改造从最初的‘和风细雨’也慢慢转变为‘疾风暴雨’。在这场所谓的思想改造中，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份子或真心地、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改造，有些甚至写出了情真意切的检讨书。

“从1951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推出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等等。

“其它报章也纷纷跟进。曾独具个性、敢于向毛泽东要‘雅量’的梁漱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其长文，题目即叫《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真心地悔过，并决定‘今后政治上讲一切听从中共领导’。还有潘光但、费孝通、吴宓等大知识份子都对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通过建政初期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知识份子接受了效忠的应该是中共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知识份子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中共初步加强了对知识份子思想上的控制。一些秉承‘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则选择了自杀或者逃离大陆。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改造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此后的中共并没有放过那些知识份子，随后掀起了对知识份子更大的摧残运动‘反右’。”

毛时代结束后，中共仍然没有放松对国民的精神控制。1999年7月，由中共新一代党魁江择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是共产党在所谓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行全民洗脑和精神控制的一个突出典型。

这场镇压和迫害的目地，就是要彻底扼杀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信仰，将江泽民的邪恶思想无条件地强加给全中国人民。在这场充满恐怖的镇压和迫害中，不仅法轮功学员，包括全中国人民在内，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人们只允许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全盘接受它的思想。

凡真心修炼法轮功者，无一不身心受益，现在要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当然不会答应。为了逼迫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就范，江氏集团兽性大发，疯狂施暴，为此使尽了各种手段，堪称是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之大成。

早在镇压前夜，江本人就叫嚣“灭掉！灭掉！（注：指法轮功）”、“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在镇压中，恶警们更是狂喊“不转化就叫你生不如死！”一时间，神州大地，充满了白色恐怖，到处是血雨腥风。谁敢不听他们的，轻则遭受这样那样的处分，断送前程，重则坐牢受刑，家破人亡。强权暴行之下，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位受害者说，“我是在劳教所里受过迫害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了被官方媒体美化为‘春风化雨’的所谓‘转化’工作的黑幕。有关这方面的暴行海外媒体已做了广泛的报道，我不想再做重复。我只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呆过的那个劳教所，有位博士，某大学的一位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明显受益，深知官方所说的一切都是造谣，坚决不肯‘转化’，为了迫使他屈服，狱警强迫他一个人在盛夏的烈日下挑粪。但他仍不屈服，于是他们就不断的加码，直到把他腿都挑瘸了，还不放过他，继续折磨。可是他仍不为所动。接着，狱警又换了更恶毒的一招，不让他睡觉，用‘车轮战’折磨他。可他还是不屈服。最后，狱警狗急跳墙，把他拖到屋里，两只手臂各绑在一只椅子上，然后由七八个狱警按住他，领头的狱警面对他而坐，两条腿翘在办公桌上，恶狠狠的说，‘今天我有的是时间，我就不信制不了你！转不转化？’眼见我们这位学员对他的话未予理睬，一个狱警拿着电警棍上来，对着他身上的敏感部位就是一阵乱捅。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随之传到了屋外，这惨叫声至今仍烙印在我的心里。”

在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江氏集团还采用历次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段，大搞什么集体收看、全民表态、万人签字等，逼迫全国人民接受它们的思想，跟着她们共同犯罪。谁敢不支持它们的所作所为，谁敢对法轮功表示同情、支持，谁就会因此倒霉。

如果希特勒起死回生，想必也会翘起大拇指对江泽民说一声：“佩服！”

红色高棉也是践踏和扼杀信仰自由的凶手。自1973年始，它便在自己占领的地区内镇压佛教，凡是未解除教职者，全部被杀。1979年，在Kandal省一个村庄，28名和尚仅一人幸存。全国原有6万余名和尚，被杀得仅剩1,000余人。自1975年后，红色高棉还禁止国人祈祷做礼拜，可兰经被收缴并焚毁，清真寺改做他途或被摧毁。1975年6月，13名伊斯兰显贵被处决，其中有些人仅因公开祈祷，其他人是因为公开参与示威游行要求宗教婚礼的权利。伊斯兰教徒时常被强迫作出选择：要么养猪吃猪肉，要么处决。每1,000名至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者，仅30名幸存。天主教的命运也很悲惨，48.6%的天主教徒被失踪。

常言道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何况人的头脑呢？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却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于自己的想法，硬要强迫全体国民都按他们制定的统一标准思想，成为唯其旨意是从的精神奴隶和驯服工具。剥夺了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后，他们还要剥夺人民独立思考的权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后，他们还要控制人民的信仰和精神，可见其胃口之大，霸道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