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这些怀旧思潮的动因，第一次是基于文化饥饿，第二次缘于消费主义，第三次则较为复杂，其动力不仅来自市场消费，更是针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柔软抗议。在一个物质膨胀和精神瓦解的时代，怀旧就是一种记忆疗法，它要借助“从前乌托邦”的有限时空，修理被现实灼伤的普遍心灵。
一条诨号为“国民床单”的老牌床单，最近忽然为微博和媒体所关注。这种图案笨拙、手感粗糙的床单，意外地裹住了世人的记忆神经。随后，茶缸、脸盆、水壶、毛毯、缝纫机等等旧物，均成为网民钟情的对象；更有媒体卷入这场器物怀旧的狂欢，搜寻“民光牌”被单、“北京牌”电视机、“三角牌”熨斗、“蝴蝶牌”和“飞人牌”缝纫机、“海鸥牌”照相机、“回力”球鞋、“永久”“凤凰”和“飞鸽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手牌”蛤蜊油、“金星牌”奶粉等旧词，试图罗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名牌的清单。尽管这份“白名单”序列还只是一个初级的开端，却足以展示工业器物怀旧的基本方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历经了三次大规模的怀旧浪潮。第一次是1977年启动的“六十年代文化怀旧运动”，大批老书和老电影获得政治解冻，成为文化饥渴症患者的精神食粮。这是“伤痕时代”的典型产物，它所缅怀的对象，主要是“文革”前的文艺作品，以及惨遭迫害的精英分子（科学家、作家和高级官员）的动人事迹。它旨在修复一种叫做“人性”的脆弱事物。
第二次怀旧浪潮，起始于1994年的民国图像记忆。一种被称为“月份牌”的仕女招贴画，因受到台湾出版人的青睐而咸鱼翻身，成为上海殖民地怀旧的视觉索引。它们原本属于郑曼陀、杭穉英、周柏生、徐咏青等民国画手的陈年杰作，却因陈逸飞的民国题材油画、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而燃起世人对旗袍的集体性迷恋，并引发了一场经久不衰的民国女装浪潮。这场怀旧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塑造出一个以“小资”命名的消费群体，她们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崛起，制造出各种消费奇迹，犹如一场小布尔乔亚的市场春梦。
第三次怀旧浪潮，始于21世纪零年代。它最初是以数码方式张贴老照片的“文革”怀旧，而后便转向各类老器物的瑰集，并由单一的工业器物（如照相机、打字机、收音机）扩展到旧书、旧杂志、旧唱片等等。而近年来的民国怀旧浪潮，更是扩张为对民国人物、民国政治、民国文化、民国教育和民国风范的全面追忆，甚至连民国的中小学教科书，都成为人们赞叹不已的范本，由此形成对“民国+早期共和国”的双料怀旧。
一条“民光牌床单”，却被误认为“国民床单”，而后又将错就错地派生出“国民茶缸”“国民水壶”“国民毛毯”之类的名词。“国民”一词，正是用以识别事物本性的记号，犹如呈现于手掌上的特殊皮纹。“国民”是“国”与“民”的和谐对位，它暗含着关于国家和民众的平等关系的政治理想；“国民”也是“国营”的一种文化近义词，向我们暗示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工业器物品质的信赖；“国民”又是“民国”的倒置和镜像，折射出对于民国时代的无条件推崇。尽管这些潜意识的表述是极度混乱的，却都洋溢着某种刻骨铭心的喜悦。
引发这些怀旧思潮的动因，第一次是基于文化饥饿，第二次缘于消费主义，第三次则较为复杂，其动力不仅来自市场消费，更是针对当下现实的一种柔软抗议。在对于民国小学教科书的盛大赞美之中，无疑包含着对现存教科书及其教育体制的严重质疑。
在一个物质膨胀和精神瓦解的时代，怀旧就是一种记忆疗法，它要借助“从前乌托邦”的有限时空，修理被现实灼伤的普遍心灵。一件过时的破旧器物，成为一个微小的价值核心，突然间变得光芒四射起来，照亮了在焦虑中辗转反侧的芸芸众生。
怀旧者往往由日常生活的层级，探入器物怀旧，进而又深入符号的层级，玩味着诸如“国民”之类的语词，从那里获取细微而短暂的慰藉。
毫无疑问，除了床单，大部分工业器物怀旧，只是一种概念性怀旧，因为所有旧器物（如缝纫机）都仅剩下膜拜价值，而基本丧失了实用价值。
旧器物中的大多数已无法被当代年轻人所使用，并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经验。它只能被悬置在装饰架上，犹如一个孤零零的存在，照亮了脆弱而破碎的记忆。但是，怀旧终究只是一种颓废的辅式疗法，它只能产生短暂的安全幻觉，而改变现实的最佳途径，就是越过“国民床单”和“国民怀旧”，径直投入“国民变革”的伟大潮流。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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