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涵义。若用现代语汇表述，就是“机关大院”。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一个机关。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这些官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住房是一种官员福利和政治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但此次“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寇准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办公、住家实行一体化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辅佐主司的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司法官)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而像上述寇准、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当的曹官还高一些(司马为知府的佐官)，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
历朝历代都存在官多房少的问题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相反，京官的住房问题，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和儿媳。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7000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12576人，唐朝更增至18805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2620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2620员京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止是他们的家属，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环、老妈子也算进去。闭起眼睛想像一下，这还是官署吗？
建房、买房，居住形式多元化
对于大多数京官而言，衙与舍的分开意味着向携眷免费居住官舍的传统告别，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现。像柳宗元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则官署里仍有单身宿舍可住。
如果一定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师又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选择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套购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假如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长病假，同僚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相“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
和卢怀慎同时任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生病了。唐玄宗得知真相后，就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儿同住照顾。但姚崇觉得宾馆过于高级，不敢居住。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退休离任，官舍大都收回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舍”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的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唐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获准后马上退还官舍，搬进了其他的房子。
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宰执大臣皆僦屋而居
唐朝一般不为京官提供免费住房的做法，基本上为以后历朝所继承，其中尤以宋朝最为“吝啬”。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现在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皆僦屋而居，宰执大臣也不例外。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发达的时候，儿子们曾劝他起大房子。刘福却怒道: 我受皇恩禄厚，一家人完全可以在官舍里住下。结果等他死后，子孙们竟无私宅可居。北宋的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楼店务的房子，他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竟委屈地坐落在偏僻的小巷中，乘坐的马车根本进不去。
然而，不向京官提供住宅的制度，虽然能节省支出，但工作上的不便仍很多。有时候官员们已下班出省，各自回家了。忽然有紧急公文需要办理，按制度还得军政两府(即宰府、枢密院)的首长连署才能生效，只好由吏员拿着公文一家一家去请各位领导画押，不但效率低，而且还经常泄密。
买断产权，造福员工
元朝的情形和北宋相似，起码大多数汉族官员在住房方面的待遇是这样。名臣宋本出生在大都，自进士及第后，从翰林修撰累升至礼部尚书，原有的私宅因家贫被父亲卖掉了，本人“历仕通显，犹僦屋以居”。
明代大体和以前一样，但又有新的动向，就是不少部司自己盖房或买房。如当时制度规定，每个京官都可依品秩高低，使用若干名皂役做杂务，亦可不用而将皂役的工食银折算归己。文学家谢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将这些钱全积攥起来，把原先国家租借给学官们的住宅一次性买断，使其所有权关系从国有变为机关所有，专供在本机关任职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钱。仔细推敲起来，用来买断产权的这些工食银，原来该按月分给各人的，谢铎的这一做法，从长远看是为后人办好事，从眼前看却是让现任者吃亏了，因为房子属机关所有，一旦调任或退休，还得退还。
相比之下，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的做法更令人服帖,他捐出自己数十年的收入为机关盖住房，为众人谋福利。
这两条资料，还透露出一点信息，就是同样为两都的京官，若在国立中央大学任职，因别无“外快”收入，经济上更困难，仅交付一家人的房租也是不小的负担。
官员离任不得带走任何公家财物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据此可知，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
当然，在古代也有许多贪官佞臣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以至名下拥有大量的房业地产，这都是他们把自己凌驾于朝廷制度之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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