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投资还是要消费?这是一个伪命题。
最近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处于加速下滑过程中。在一片提振内需的呼声中,林毅夫先生的反对意见格外引人关注。
8月初,林毅夫先生接受奥地利《标准报》采访,明确指出,投资才是转轨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警告过度消费将把中国拖入危机之中。这位乐观主义者建议以日本等东亚国家为借鉴,致力于基础设施与货币领域的投资,任何一个以贷款消费拉动增长的国家,最终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危机。德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在于对中国的投资。一旦中国停止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就不会有德国或者奥地利的出口奇迹。这对于世界经济而言将是一场灾难。
与此相反,9月2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继续呼吁,当前应重点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启动居民消费。用民生消费、国内投资、外汇“三驾马车”均衡发展来带动经济发展。
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没有投资,消费将成无源之水;没有消费,投资将成无本之木。
中国投资总量并不少,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占GDP的总量已达60%以上。与投资总量上升相反的是,根据世行等研究机构的报告,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换句话说,中国的投资效率在下降,创新能力未能提升。
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效率,不能缺少最重要的变量,即投资过程中的租金成本,寻租、设租、层层转包层层剥皮,屡见不鲜,从再加上投资主要由地方政府与国企主导,在投资项目中,类似于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的层层转包,按照审计署的审计以及最近曝光的大案计算,租金等于投资资金的一半以上。
如果以存量财富计算,50%的租金就是造成50%甚至更高的沉没成本,外加现在财富的损毁与基础建设的重修,同样质量的基建所需要的支出将更高。而这些成本、支出还没有加上“跑项目”的费用、治理贪腐的费用。笔者同意,中国填平经济低谷的洼地,需要以轨道交通为主的基础投资,高铁项目是必须的工程。但在此之前,保证投资效率与质量是必备的前提,失去这一前提而奢谈投资,将让中国地方政府在现有的债务危机上更进一步。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基础工程有一半以上成为租金,恐怕罗斯福新政不会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反而会让美国被债务压垮了。
与投资相对应,拉动消费不能忽略最基础的消费公共性。
我国的消费能力真的不足吗?从房地产、汽车消费来看,并非如此。在今年上半年如此低迷的背景下,二季度以来房地产成交量依然在上升,而去年以来的高档车消费呈现井喷行情,近几年宝马车等厂商逆势增加生产线。在美国的境外人士购房者中,中国位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近邻加拿大,而海外旅游购物,国人的消费能力仅次于美国、德国,大有赶英超美的架势。
第三产业被低估,会造成居民消费被低估。而房地产交易主要计入投资而非消费,导致消费被低估而投资被高估。我国的自有住房服务消费按成本法计算,即自有住房服务消费等于当期发生的房屋维修支出、折旧费、物业管理费之和。照此计算,2008年我国自有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的7.4%。如果加上居民租房服务消费,居民住房服务消费占当年居民消费支出的7.9%。这显然与现状不符,中国居民的真实消费和消费负债被低估。
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中国消费呈现的是马鞍型,而非健康的橄榄型。也就是说,有很大一部分人消费与发达国家接轨,而另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与非洲接轨。2009年12月,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彭志龙撰文指出,2008年,我国居民食品消费占居民消费的33.1%,美国这一比重只有6%。换句话说,大多数人的消费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拥有高收入的人消费早已国际化。收入差距越大,马鞍现象越严重,最终将造成消费的断裂,企业或者追求奢侈消费一族,或者缺乏创新为满足低收入人群生产,缺少创立品牌的根基。2009年7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坦承,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影响消费占比下降的重要因素。
中国处于转型关键期,继续投资,必须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消费,必须增加中产收入人群的数量。离开租金谈投资,或者离开收入差距谈消费,避开中国经济结构中最危险的地陷现象,不可能让中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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