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纳粹斗士到红色独裁者（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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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12日凌晨。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军车的大灯照亮了东西柏林的分界线。东德士兵只用了六个小时，就在43公里长的边界线上筑成一道用铁丝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13日中午12点37分，以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柏林正式被分割，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柏林墙耸了起来，以至许多西德人也被阻隔在墙的东边，无法回家。次日上午，许多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亲人投掷他们的通行证、身份证，好让他们回到西德来。这些证件大部分扔到了东德人手里，他们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混在回去的西德人中到了西柏林。为了防止东德人偷渡，8月18日，东德政府开始全面整固这个代号为“中国大陆长城第二”的工程，不仅建在东西柏林之间，而且穿过莱茵河，延伸到整个东西德边界，长达160余公里。墙的外围是一道3.5米高的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体间有50米宽的空地。在这片无人地带，还建有300多个观察炮楼，22个暗堡，设有数千个电子眼及250余只警犬。
在建墙前的秘密筹备阶段，赫鲁晓夫和苏军驻东柏林的最高指挥官坐在小汽车里秘密地视察了柏林。墙建成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柏林墙是阻止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了！”此后的事实却是“恶狼”没有闯进来，愈来愈多看上去纯洁的“兔子”，要穿越这道篱笆跑到“狼穴”里去。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仅仅在墙耸起来几天后，18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费希特尔在到达墙根翻身跃墙时身中数弹，坠落在东柏林一边的墙下，流血不止。他不停地呼喊救命，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当西柏林军人们冒着同样遭枪击的危险，翻身跃墙将这个东德青年抬起来，再翻到西柏林一面时，费希特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62年9月，有人开着重型卡车，冒着枪林弹雨，撞墙而逃。这种事件在1962年里达14起。同年，将逃亡者藏在小汽车的底部成功出逃西柏林的事件，也有18起，平均每月一起还多。但是这种方法只延续了一年。后来，东德边防军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标准化杖杆，用它可以直接量出所有类型过境汽车的体积。为了检查是否有逃亡者藏在车下，这种测量杖杆上还附带着一些镜子，这些镜子能反射出车辆底部的情况。
地下逃亡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就在东德边防军的脚下，鱼不惊水不跳地挖了六个月，全长145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隧道内部高度不足一米，确切地说，只有70公分。这隧道是由西边往东边挖的，共有36个男人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亲人、朋友在东柏林。最后有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德国一向以机械设计与精密制造闻名于世。在柏林墙逃亡中，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民高超的技术水平。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用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和导航、压缩气体等装置，在家里造出了一艘只能乘一个人的小潜水艇。其质量应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了在水下航行超过5个小时后，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该青年高技术含量的逃亡过程，使他一上岸后即成了名人，许多家机械公司竞相聘用他为设计师，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作，此前两个家庭关起门来进入“学习型社会”，从材料学、工程学，到气体动力学、气象学热气球……由自学成才到投入实践，前后用了数年时间。据说这只可以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东德警察发现了，有密集的子弹射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子弹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着了。但他们担心驻东德的苏联空军出动，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情急慌忙之中，这一“紧急降落”，谁也摸不准方向，降落的地点也无法确定。当气球终于落在了地面上，他们谁也没有勇气走出吊篮，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天祈祷。有军人向气球走来，他们对这八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联邦德国的领土。”……
社会生活中，还有一道道无形的柏林墙。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这些“鹌鹑”一边在和你说话，一边却在骨碌碌地盯着半空中的一条条政治高压线。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不要存有半点侥幸之心——“斯塔西”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斯塔西”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的职责主要分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主要是掌握民众的动态，打击反对派，维护国家政权；对外承担情报搜集任务，主要是与当时苏联的情报组织“克格勃”协作，开展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西德和美国的情报侦察。
“斯塔西”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都属世界一流。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达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后者的职责是凡是来自国外或从国内发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被认为有问题的信件要复印存入档案。“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两者交织一起，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通过跟踪、监听、审讯，前东德国安部系统形成了大量的纸质档案、音像档案和实物档案。据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后有关部门统计，各种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达180公里，另外还有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500万人的情况，已近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89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斯塔西”的档案大楼，该大楼高达十几层，整个建筑全部钢筋水泥浇注，据说能抗8级以上地震和原子弹的袭击。
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把一捆捆资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的档案不得不用人工双手撕毁。这些撕毁的资料竟装满了16000个麻袋包。“两德”统一后，新政府原打算将这些撕毁的资料全部恢复，但用人工手段进行恢复进度缓慢，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做完这件事。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档案还显示，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或者丈夫；甚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铜婚银婚相敬如宾如胶似漆，背地里相互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眼线”……。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的两则笑话，一则是: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想窃取重要机密。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不爱国。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西德人说：快乐就是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而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
1987年5月，是柏林建市750周年纪念。东德举办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展览。此前，身兼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昂纳克，指示布展人员：搞这个展览要冲着苏联改革：“你们在搞乱七八糟的民主化，而我们却在搞技术进步。”当时的世界，早已经进入了东欧巨变的历史阶段，苏联新上任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从1986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一进程。俄罗斯外交官法林回忆说：就在许多像波兰或匈牙利这样的东欧国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让它们从苏联独立出来，赋予公民更多的个人自由时，昂纳克却宣称：“将要苦苦支撑到底”。
就在昂纳克大张旗鼓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时，有超过两万名东德人民从东部逃到西部。其中包括6000名于1989年从西德驻布拉格大使馆进入的民众。昂纳克当时已经做好了和自己的人民展开血战的准备。当时勃兰特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得不无奈的摇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昂纳克已经向人民军签署了行动许可，而且军队已经开枪。当时已经有坦克进入德累斯顿市。
1988年底，昂纳克仍热衷于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话语：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民主德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列主义领导、工农政权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下，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他从骨子里害怕“改革”这两个字，恍若它们是一颗定时炸弹上的引信。他只讲“革新”，但他的“革新”，像是在自己的皮带上伸缩两个孔而已，只是为着进一步适应自己的肚腩。
1989年10月，民主德国40周年国庆，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参加游行的人都是事先经过仔细筛选的，基本上都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青年党员，和与党的关系比较接近的其他党和社会组织的年轻成员。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大量写有“改革！”两字的标语牌。在经过观礼台前时，许多人望着观礼台上的戈尔巴乔夫喊：“戈尔巴乔夫！帮帮我们！”……昂纳克当时有些神思恍惚，像是站不住了。可不到凌晨，他就在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参加的一个紧急会议上，咬牙切齿说：这后面一定有西方敌对势力操纵！
有一个西方谚语，说的是断了一个马蹄钉，绊倒了马，又摔伤了将军，导致输掉了战争，最后亡了国家。这个国家当然不是因为一个马蹄钉亡的，而是国家的内部危机已经处在超临界状态，马蹄钉的断裂只是引起坍塌的最后一粒沙而已。
仅仅一个月后的1989年11月9日，东德的“马蹄钉”柏林墙断裂了。
再一个月后，出生于萨尔地区一个煤矿工人家庭、党证号码是A0000001的昂纳克，被自己的党开除出党。接着，曾经创造了短时期高效率的民主德国，不得不落下自己的帷幕，等着强大的邻居过来打扫这个破败不堪的剧场。
民主德国留给人们的最后印象，诚如一位叫G.Arbatov的美国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对前苏联时期的一个观察，人们只需要将“苏联”两个字换成“东德”就可以了。它的大意是：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将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能潜力与积极力量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大大小小的勃烈日涅夫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因此，官方意识形态的这张巨网，就是要把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统统纳入其内，它的最高也是唯一的使命，就是将自己扮成一条美丽、光彩的花边，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
昂纳克得感谢他当时的政治局，没有让他以残忍刽子手的形象被写入史册，因为他的“同志们”拒绝执行命令，并于10月18日将他撤职。东德垮台后，昂纳克的第二任妻子玛戈特携女儿逃到了智利。1991年3月，昂纳克逃往莫斯科，但却又被莫斯科政府重新引渡回德国，为他下达的德国境内开火令接受法庭的审判。昂纳克发现，渐入晚年的他被关在柏林的一所监狱中，而这所监狱正是他年轻时反抗纳粹时被关押的那所监狱。昂纳克给德国人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他在法庭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民主德国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光辉成就，并在狱中宣布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
在监狱里，他又把自己看作为受害者，并抱怨说：“怎么能昨天还是国宾，今天就沦为囚徒了呢？”由于他得了不治之症，所以司法机关于1993年停止了对他的审讯，并允许他前往智利，与已经逃至那里的妻子和女儿团聚。
“施普林格出版社关注我的生日。在《图片报》上登了满满一版，不，两版关于我的消息。他们以为自己是胜利者。一个多么原始的社会啊。”这是前东德领袖昂纳克1992年8月在监狱里说的话。但两年后，他就去世了。
昂纳克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这位曾经反抗独裁的斗士到死都没有反省，他自己为何从“一个好党员”渐渐成为了一名独裁者的转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