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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惜惺惺

 2012-08-26 13:2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众口铄金,“文人相轻”遂成定论,韩愈与柳宗元却是相反的例证。韩柳政见有异,柳宗元曾得王叔文的提携,后来唐宪宗即位,叔文失势,柳亦遭贬谪,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振;韩愈仕进之途虽有坎坷,卒以吏部侍郎终老,赠礼部尚书,赐谥号曰文。二人信仰也大不相同,柳宗元崇佛,韩愈则是儒家精神的捍卫者,力排佛道。差异如此,并不影响两人对彼此文章的推崇。刘禹锡追忆韩愈对柳文的评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司马迁),崔(駰)蔡(邕)不足多也。”《好事集》说柳宗元每得韩愈寄诗,必净手熏香然后阅读,自言:对待大雅之文,合当如此。

元和十四年(819)十月,柳宗元卒于柳州刺史任上,遗嘱刘禹锡整理文集,请韩愈为撰墓志。韩愈先后作《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等系列文章,皆载见文集,其中《罗池庙碑》尚有拓本传世。

祭文固然沉痛,总不及墓志叙事详明。柳宗元与刘禹锡同遭贬谪,元和十年,宗元由永州司马转柳州刺史,禹锡因玄都观看花诗得罪执政,放播州刺史。播州在今遵义地区,当时属穷乡僻壤,刘禹锡八十岁老母在堂,若随居任所,势不能活,柳宗元冒死上书,请求与刘对调,己往播州,虽死无憾。此事终因裴度斡旋,刘禹锡改放连州刺史而解。韩愈因此在墓志中感叹:“士穷乃见节义。”

《罗池庙碑》是柳宗元卒后之第四年,即长庆三年(823),韩愈应柳宗元旧部欧阳翼等之请撰写碑文,由沈传师书丹。碑开篇便说:“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然后缕述柳宗元的政绩,再叙立庙的缘起:“(柳侯)尝与其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曰: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

最可奇怪者,碑末题“长庆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御、先锋兵马使、朝散大夫、试左卫长史孙季雄建立”。而据碑文,柳侯显灵在卒后之第三年孟秋辛卯日,庙成于当月的丙辰日,推考此前后数年孟秋七月的干支,唯有长庆二年符合条件。另外,碑石上韩愈结衔为吏部侍郎,沈传师为中书舍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根据《穆宗实录》记载,此皆是韩、沈在长庆二年新任的职务,则此碑只能建于长庆三年以后。故欧阳修估计“元年正月”云云,乃是误刻。

细审拓本,碑末陈曾篆额及长庆元年孙季雄建,字体异于正文,应非沈传师手笔,因此不存在欧阳修说传摹讹误的可能。可以想见,当时欧阳翼等派人到京师请韩愈、沈传师撰书碑文,因为事先没有说定篆额和树碑的人选,也没有确定立碑时间,送回柳州的墨书纸本上仅有正文及韩愈、沈传师的题名,所缺项目在镌刻时补书,这样一来,更不可能“误刻”为长庆元年。

唐代官员建生祠、立德政碑,皆需上报礼部批准,规定见《大唐六典》;如果死而成神,更应该有审批手续,否则可能被视为“淫祀”而遭取缔。柳宗元为罗池神,显然未得到朝廷的认可,所以《旧唐书·韩愈传》讥讽说:“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如果所见不缪,则韩愈为柳宗元撰写《罗池庙碑》实在是寄托对亡友的深情,甘冒不韪。那么进一步猜测,柳州方面篡改立碑年月的举动,恐怕是故意混淆视听,既掩盖建庙的不合法,兼以保护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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