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慕娴《我与香港地下党》(图)

梁慕娴

一九五九年炎热的夏天，香港修顿球场附近的马路上车水马龙，街上行人熙来攘往。一名身上穿着浅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少女，换了几次电车，施施然地来到一家不起眼的餐厅。半个多世纪以后，已是年迈的老妇人的她，在回忆文章中如此写道：“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旗袍。如果再加上一条白色长围巾，就像极了小说《青春之歌》的女主角林道静的形象了。”她，确实可以称为“香港林道静”。
她，名叫梁慕娴，当时刚刚从香港香岛中学毕业，受共产主义理想的吸引，加入了共青团及共产党，这是她第一次奉命与地下党的同志接头，而这身裁剪得体的旗袍，正是这次接头的暗号。从这一天开始，她十多年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打上了深深的红色烙印。雨打风吹之后，昔日的红色变成了丑陋的灰色。

对于一般人来说，回忆起浪漫的青春时代，滋味大都是甜蜜的；但对于梁慕娴来说，她的回忆却无比痛楚。爱因斯坦说过：“三十岁之前不相信共产主义，可谓没有良心；三十岁之后仍然相信共产主义，可谓没有智慧。”可见，人在年轻的时候多半会经历一个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蛊惑的阶段，这并非一桩天大的罪过。但是，梁慕娴对过去的地下党生涯却有刻骨铭心之痛，她不能假装那一切不曾发生过，更不愿将那段历史带入彼岸世界。于是，她写出了《我与香港共产党》这本书。梁慕娴的好友、香港资深政论家许行如此评论说：“年轻时信仰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之后，逐渐了解到它的谬误和黑暗，终于脱离它，批判它，这种情形相当普遍，是一种时代现象。我不知道一般脱党者的心情如何，但我知道梁慕娴是非常痛苦和内疚的，她将过去参加共产党香港地下党当作一种原罪，不只反省，而且忏悔。”

一失足成千古恨，反戈一击奔自由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四年，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梁慕娴一直担任由地下党控制的重要社团“学友社”的主席。近年来，梁慕娴勤奋笔耕，以一名港共团体负责人的亲身经历，揭开地下党神秘一角，显示中共怎样在香港对一些年轻人洗脑，进行地下阶级斗争，进而发动六七暴动，破坏香港社会安定。

历史的那一夜早已翻过去了，梁慕娴为何还要写这些文章？不少昔日的同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认为，她没有从党内得到好处，没有在香港回归之后加官进爵，所以才当了“叛徒”。其实，梁慕娴的“反戈一击”，绝非出于个人的利益或恩怨，而是她自身精神蜕变、思想升华、良知复归的自然反应。

梁慕娴的觉醒经过了三个大的转折。首先，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她对光芒万丈的“红太阳”产生了怀疑，对中共高层惨酷的内斗感到震惊。本来她是中共港澳工委眼中的红人，如果继续为党工作，可以更上层楼，荣华富贵，近在眼前。但林彪事件已经撬动其共产主义信仰的根基，她不再相信党灌输的一切，决定于一九七四年移民加拿大，并脱离共产党。她比那些九七回归前夕才匆匆选择移民的香港人提早二十多年离开，可谓先知先觉。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虽然早已身在桃源般安宁的大洋彼岸，但“六四”的鲜血让她念兹在兹，“‘六四’疯狂大屠杀，彻底地惊醒了我”，“每年的‘六四’，我一定要看到烛光，我坚守烛光，寻找烛光的影子，像寻找亲人一样”。她的人虽不能到维园，心却在维园。从此，梁慕娴对“共产党可以变好”不抱任何希望。当二零一一年温家宝接见香港“老资格地下党员”吴康民，不少港人憧憬多次呼吁政改的温家宝至少会落实“柔性治港”之原则时，梁慕娴一针见血地指出，“温吴会”乃是亲共派企图“以分猪肉的方式”分配特区政府的官位，是对民主的漠视与亵渎。

而真正让梁慕娴“萌生与中国共产党来一个思想上的了断的想法”的触发点，是一九九五年她读到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使我彻底地承认自己上当受骗，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欺骗。当时我感到全身毛骨悚然，犹如被脏水浸淫过一般”。她意识到，不能只当终日以泪洗面的受害者，而要成为讲出真相、控诉罪恶的见证者，“写是了断，也是清洗污垢的最好办法”。她将地下党祸害香港的历史和盘托出，同时，也不断对自我作出反省和忏悔，她坦诚地写道：“一个曾为凶残的中国共产党做过事的人，觉悟之后，能做的就是揭露和忏悔。我愿终生为此忏悔。”这是她二零零零年受洗成基督徒之后，从基督信仰而来的忏悔精神。

梁慕娴的勇气让我想起了李慎之。李慎之在一九八九年之后毅然决定“不在刺刀下做官”，在其晚年以《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赤条条一素身”。刘军宁也以圣经中摩西“出埃及”的故事来形容李慎之晚年“不怕颠沛、敢于造次”，找到自由主义的新的精神归宿。与之相比，“剔骨削肉”这一自况最准确、最入木三分而令人感同身受。正如王怡所论：“因为‘剔骨削肉’不但显示了最坚定而惨烈的一种绝裂姿态，更显示出绝裂者与其精神之‘父’深入骨髓的渊源。”梁慕娴何尝不是如此呢？虽然她不是李慎之那样的思想家，但她在行动上似乎比李更为彻底。因为她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长大，虽有地下党员的身份，却始终不是靠党吃饭的人。李慎之晚年思想日益精进，但在中共无所不在的单位制度之下，仍然无法实现“肉身翻墙”，完全脱离官方分配的住房、副部级的医疗待遇等束缚。而梁慕娴却可以移居加拿大，自食其力，身体和精神同时获得自由。

所谓“特区”，已成特务之区

《我与香港地下党》一书，虽然称不上一部完整的香港地下党的历史，但冰山一角，已经触目惊心。作者述及学友社的波澜起伏，与若干如今在香港政商两界呼风唤雨的名流，如叶国华、曾钰成、曾德成、程介明、程介南、梁振英、蔡培远等人，都曾经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对这些人的前世今生，可谓了如指掌。

论及学友社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当时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很紧，几名以左派自诩的骨干，突然把矛头对准一名他们认为有疑点的青年，将其召集到办公室，用几个小时对其穷追猛打，“以毛的阶级法律私设公堂审讯，像大陆的红卫兵，简直无法无天”。这个青年被开除出去，从此走上学术道路。数十年以后，这个名叫黄玉山的青年成了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而不少深陷革命道路的青年人，晚年一事无成，贫困潦倒。黄玉山之得失，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学友社有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核心党组”。当时，核心组特别组织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正式在学友社播种，而我的艺术抱负就此幻灭。”后来，梁慕娴逐步意识到，正是毛的这个讲话，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催命符。她进而指出，批判毛泽东思想非常重要，是根除毛毒的根本。她呼吁说：“衷心希望深受毛泽东思想毒害的中国艺术家们，从二十世纪的阴影走出来，摆脱一切羁绊走上文学艺术的正途，在未来岁月里创作出几部真正伟大的作品。”然而，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百名作家手抄延安讲话的“手抄本”，他们说，抄写毛的讲话时，感恩戴德，毕恭毕敬。这些“奴在心者”，焉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来？

梁慕娴还重点回顾了当年地下党是如何策划六七暴动的。地下党到处安置炸弹，甚至派出杀手，用浇汽油的方式烧死香港新闻界名嘴林彬兄弟，以此暴行恐吓良知之士。梁慕娴指出：“这绝不是所谓某暴徒的个别行为。在几十年之内，中共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消灭生命，它千变万变，却万变不离其宗，本质没有变。”共产党就是一个超级恐怖组织，与本拉登之基地组织有何差别？荒谬的是，作为“香港的本拉登”的“六七暴动斗委会”主任杨光，本当在监狱里结束其罪恶的一生，几十年后却将自己漂白，并恬不知耻地接受了特区政府的大紫荆勋章。误将屠夫作闲士，香港的前途岂不危哉？

梁慕娴是最早向香港人发出“狼来了”的警告的人。她指出：“香港地下党组织不单只是存在于中联办，中资企业，民建联和工联会等机构内，而是已经遍布全港，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层压式地全面发展。他们的目的是最终掌握全港所有机构和部门。”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久享太平，不知道中共之阴毒残暴，对梁慕娴的呼吁如当耳边风。当梁慕娴警示梁振英有可能坐上特首之大位时，大家都认为这是天方夜谭。谁知，眨眼之间，狼就来了。唐英年与梁振英，前者是猪，后者是狼。当年，储安平精辟地指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自由就变成‘有’和‘无’的问题。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意志。”国共之差异，也就是唐梁之差异。梁慕娴将这一论述移用到香港的现状上：“现在香港面临的选择是：如果中共间接统治，这个自由民主，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若中共直接统治，则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梁振英上位，让“自由是有和无”这个严峻的问题摆到每一个香港人面前。

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仅是香港人，而且所有关心香港的前途与命运的人，都当读一读梁慕娴这本呕心沥血、剔骨削肉之作。《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或许，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克制地下党为祸香港的妙方良策。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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