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19世纪俄国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特征是集体主义平民思想。民粹思想形态太多，导致难下定义，让我说：错误的民主思想就是民粹。比如说共同富裕，每个人付出劳动创造不同、踏入领域不同，最后的结果不可能相同，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层次富裕。这时，如果有的人说：我要让大家共同富裕，先判断是不是野心家或者骗子，说这样话的人，大都是为获取公权力不择手段。
当然，有例外，有许多的人，为了名声、恻隐等等，会献爱心，会做出利他行为，这种行为的最高境界，是深悟水桶效应：一只水桶想盛满水，必须每块木板都一样平齐且无破损，如果这只桶的木板中有一块不齐或者某块木板下面有破洞，这只桶就无法盛满水。一只水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称为短板效应。一个水桶无论有多高，它盛水的高度取决于其中最低的那块木板。
可是，这样的理论认识，包括公权力概念，都是在英国率先完成“君权民授”，以及制度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是封建皇权和起义轮回的历史，没多少新鲜的草长草黄几千年。
到大炮破墙，当时的菁英，有主张“尊王攘夷”的；有主张“维持圣人之道”的；有主张君主立宪的；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有主张三民主义的……
马克思、共产主义能在中国大行其道，我认为有两点：否定强盗的理论容易让人接受；全人类共同解放，饼画的太壮丽。但是计划的独裁性格，对人的否定就很少人琢磨。当时好多大地主、资本家的儿子、丫头，卖自己家的房子、牛、耕地，花自己家的钱买枪，向自己的阶层开火。今天的人们如何评价他们：菁英？理论无私实践者？民粹分子？不过看着今天现状，能感觉他们会泪洒天堂。
在当时众多思潮中，有一种是坚持最基本人权的：“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可惜说者寥寥，识者渺渺。到后来泥沙滚滚，能坚持的也就胡适、储安平等人，尤其是储安平，1948年，他主刀的《观察》被查封时，愤然道：“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到大陆今天的执政党上台，他又批评“党天下”，结果尸首都找不到了。
今天的这个执政党，上台前，别人不让它说话它急眼，上台后，别人说话它也急眼，自由言说是党嘴私产，经常说的全世界人们都笑了。其实，说是党嘴私产，不如说是党老大私产，那么多党员，直面对手的子弹、监牢，没有屈服，被老大一句：“你们是叛徒、汉奸、卖国贼。”竟然崩溃了，真以为自己是人民的对立面。被泼粪、游街、批斗，还痛哭流涕，灯下写检讨。今天，又不许其党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思想变成奴隶，老大蛮横正确，民粹踢走民主。
改革开放，为解决产品、服务不反映真实市场价格问题，华生等人提出计划内、计划外双轨制过渡，出发点是避免市场震动过大，但没考虑到党员掌控计划内资源，他们和亲戚朋友联合组成官倒和暴发户，绝大多数的民众是闭嘴的受害者，青年学生的呐喊也被子弹平息。
九十年代，为解决国有企业产权虚置，怕冰棍化了，杨凯生提出拍卖中小企业，结果又是企业员工失去话语权，几乎净身被踢开，绝大多数党字号厂长经理独揽资产。
一次次，菁英们的理论由于不考虑制度前提，不考虑谈判中试错和纠错，被民众视为抢劫者代言人。“在2007年重庆一项拆迁的钉子户事件中，法院判决要求住户搬离，但遭到住户的拒绝。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认为，既然法院已经裁决了，就应当执行拆迁，以保障法律的权威。不料此言招来了铺天盖地的网络批判，网民质疑江平站在强势群体一边。江平则认为自己既不是站在强势群体一边，也不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而是站在法律一边。江平指责网民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语言，典型的民粹主义思想。”
从这个列子，你就可以看到江平的偏狭，“站在法律一边”貌似公允，关键是中国的法律到处是党的烙印，根本就不是一个普世法，其次法院在中国人看来早已是势利眼，很少有人相信公平公正。
中国菁英绝大多数生存在体制内，人身依附严重，正所谓：拿人手软，吃人嘴短。严格意义说中国就没几个菁英，否则现在网络封锁不会如此严重。自由言说是民主最基本标志，你没有为保护说话发声，你又有何权利菁英自居？不保护说话，积压的都是怒火，产生更多民粹，最后假菁英们也可能成为革命对象。
二十一世纪，在中国成为菁英仍是那么简单，就是保护说话，保护民主的基石。关键需要拿出一点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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