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流亡走向显示的历史意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我是德国的仲维光。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流亡走向显示的历史意义——最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历史的再认识”。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大家知道，最近两个月，4月25日、六四，这是两个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具有历史性的日子。1989年的六四，1999年的四二五，这两个日子开启了中国当代历史上两个新的阶段。那么如何来看待、如何认识这两个阶段？这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这两个事件的认识及其后带来的变化、走向的认识，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识现实，帮助我们更好的走向未来。

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对比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过去的历史做一个对比，来看一看在这些对比里头，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经验与教训、通过对比中的不同及对它的反思，可以使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朝哪些方向努力。

我这里要谈的是，1989年的六四和1999年的四二五其后中国历史的发展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流亡现象的出现。1989年六四前后，造成了一大批中国人流亡到海外；1999年四二五以后又造成了一大批中国民众流亡到海外；或者因为躲避专制迫害、或者因为回不到大陆而被迫滞留在海外。

在进行研究这两个事件的时候，首先我们就会发现极权主义和流亡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回顾这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年以前，在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产生，苏联共产党政权；1922年法西斯在意大利攫取政权；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这三个年代：1917、1922、1933年和后来的1989年，成了了解研究极权主义问题最重要的几个年代。

在极权主义攫取政权以后，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流亡现象。为什么在极权主义社会流亡现象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呢？因为极权主义社会它不单要占领政权，而且要把权力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要用这个权力统治干预人们的生活，包括艺术、体育，包括其它所有这个社会的一切方面。为此，那些追求自由的人、追求不同信仰的人，那些追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在这个社会里头就无法生存。所以流亡是极权主义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那么对于这一百年来的流亡现象，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对四次大规模的流亡现象对比讨论。

这四次流亡现象——我要进行对比的就是：

1.1930年代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那时候因为希特勒极权主义在欧洲的氾滥，当然也包括其前的1917年的布尔什维主义苏联的共产党和1922年意大利的法西斯的掘起，它们在1930年代造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流亡；
2.第二个流亡现象就是在1945年以后的冷战时期，它所造成的东欧的艺术家、持不同政见者向西方的流亡；
3.第三个就是1989年六四以后中国的流亡现象；
4.第四个就是1999年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大规模的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的又一波流亡。

那么我就来对比一下，这4波流亡现象的特征是什么？从而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评价这些流亡，我们能从历史中得到哪些东西？

第一个，1930年代的那些流亡者，我自己是研究思想史的，在思想史中，1930年代的流亡者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是背包里背着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流亡到西方的；1950年代从东欧跑到西欧的流亡者，他们是带着对共产党社会及其文化，当然是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厌恶和抛弃走上西方的；但是1989年前后中国流亡到西方的那一批人却是另外一个特点，我称他们是带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流亡到西方的；1999年的法轮功学员们开始的流亡，我觉得他们的特征是带着信仰、带着重新返回东方传统这样一种倾向流亡到西方的。

那么我就继续来解释这4次流亡。

第一次，在1930年代的流亡现象，我讲了，在思想史上把它称为背包里背着对于极权主义社会的研究流亡到西方的。我们大家知道，1945年以后，在冷战时期，极权主义问题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事实上对于1950年代兴起的对极权主义研究，实际上是1930年代的那一批流亡者他们背包里头背着这些思想以及著述到达西方的。

在这里我要介绍几个人物，第一个人叫古利安，他是1902年生在苏联，后来移居到德国，在德国读的书，在1930年代末期流亡到美国。古利安实际上是当代对于极权主义研究的一个开创式的人物，这个人物我可以大致向大家介绍一下。

古利安在1927年到1928年的时候，他发表的一篇东西《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1931年他又写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及学说的导论》；在1932年他发表了《关于帝国的未来》，1934年到1935年《关于群众问题》，1935年他发表了《作为世界危险的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所有在当代关于集权主义问题的提出，当初在193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古利安的著作中都几乎已经提到了。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个现象，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我们今天在1989年以后提出来的问题是，是不是能把共产党和希特勒的集权主义相提并论？但是当年，在古利安1928年以后的那些文章里头，也就是在他最早的文章里头提出的却是另外一种倾向，那时候他提的是，是不是能够把法西斯主义的这个专制和布尔什维主义的那个极权相提并论？当时在西方社会人们还不接受把法西斯和希特勒纳粹这些新兴起的政治实体和制度和极权的布尔什维主义相提并论。

现在在这里，我想向大家重点介绍的古里安的一些思想。古利安1931年写的那本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书，《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及学说的导论》，是第一次在德语世界中学术性的讨论这种性质的统治的著作之一。尽管当时这本书缺点还很多，还没有勾画出一个关于极权主义概念的轮廓，但是在那个时候，古利安已经把布尔什维主义的制度描述为一个要全面控制一切社会生活的国家、最极端意义上的绝对国家。

在分析这个统治的时候，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产生这个国家的因素，包括带有宗教性约束力的意识型态。由于这个意识型态不可违背，为了实现它的政党就享有了无限制的权力要求。它是为这样的国家服务，新的人、新的社会，为此，党的意识型态就绝对要求使得这个政党除了经济以外，看不到所有的一切其它“人”的内容、人的生存。古里安指出：在这个社会完全就失去了人的本来的意义。这个社会使得人的生命被简化，而且失去了所有内在的丰富性。共产党制度是一种把人完全政治化，完全社会化的制度。

古利安在1935年，在他流亡到美国之前，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他干脆就把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作了一个对比，题目就叫《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比》，在这篇文章里头，他认为这两种制度将导致一种世界性的危险，它们通过把国家神话，利用政党做为统治工具，而这个政党的统治是唯一的统治，它决定一切社会生活，它们用有利于党，还是不利于党，做为区分善恶的世界观基础。面对这个党，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要求自由，也没有个人的权利，只有这个党可以决定，在公众社会能够讲什么和宣布什么。古利安认为这些特点不仅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苏联共产党的特点，而且也适用于纳粹。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当时对不受限制的党组织的论辩方式，及对宗教的态度，也就是说呢，纳粹对宗教的态度，没有共产党那样，那么更赤裸裸。但是古里安认为这种不同，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化的现象，进一步的分析这种不同，就会失意义。

古利安认为，这样两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型态，实际上都具有相同的功能，那就是为单独的、无限制权力的一个统治群体来辩护和论证。

大家可以看到，古利安在1930年代，就是在三、五年以后，逃亡美国之前的这些个想法，就是我们在今天看来，也是对极权主义的一种非常精辟的论述。因此古里安到了美国以后，再继续他的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再继续往前推进的时候，促进了美国社会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和研究。也就是说在1950年代以后，美国学界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实际上延续了古里安工作，他在1930年代就已经做了很多贡献。

第二个人也是我在这几年一直在阅读的，叫弗格林（Eric Voegelin）。这个人1901年生在德国的科隆，长在奥地利。他在1938年的时候，写了一本《政治宗教》，古利安是犹太人，弗格林不是犹太人。但是弗格林不接受希特勒纳粹极权的这种统治，而弗格林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他的教育，他在20年代的时候曾经到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留学过。因此呢弗格林认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所受到的文化影响，应该是来自美国的。1933年的时候，弗格林写了《政治宗教》，这本书在1938年4月在德国和奥地利一出版就被禁止，后来在年底的时候，在瑞典又重新得到了出版。这本书的出版，以及弗格林此前的文章，使得弗格林无法在德国生存，他取道瑞士流亡美国。

弗格林通过这本书涉及的问题，以及他到美国以后，一直继续对极权主义的现象、它的文化起源进行研究。50年代末期，弗格林回到德国，在慕尼黑大学任教。但是由于弗格林探究极权主义在德国社会的基础，以及在德国社会、德国民众对于极权主义的态度，使得弗格林在德国的生活很不如意。退休以后，1968年弗格林又回到了美国，一直到他去世。

弗格林认为，我们一般都把国家和宗教分开来研究，他认为那些政治学中对国家的定义，是不够深刻的。他认为，现代国家，实际上是和宗教有着很深的联系的。如果不了解宗教，就无法理解现代国家。因此弗格林认为，现代国家，包括极权主义，用国家的绝对化代替了神。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是用种族代替了上帝、代替了国家这种最高的统治，共产党是用阶级，这样两种的极权主义，实际上是把国家绝对化、用一个尘世的权力来代替了上帝和神的位置。

弗格林认为这种倾向，实际上在中世纪以前就存在了，他起源于诺斯替派，也就是那种相信知识的人，他们相信知识能够取代神，从而使得在中世纪以后，人文主义膨胀，继而产生了近代社会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类意识型态，并进而使得这各类意识型态占领了绝对的位置，而造成了现代极权主义。弗格林的这个学说在1989年以前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但是在1989年共产党倒台以后，弗格林从这种政治化宗教出发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开始在整个西方社会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开来，而且引起非常广泛的讨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古里安、弗格林他们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建立了对于极权主义研究的很多思想和概念的基础。

第三个我要说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阿伦特。阿伦特也是从德国逃亡到西方的，他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一本很著名的著述，但是所有这些个思想，研究阿伦特的人认为阿伦特的著述缺乏方法，是杂文、随感和思辨的文集，其原因除了她的哲学倾向是现象学外，还在于这本书完全是她流亡前，对于当初在德国生活时经验的一种反应。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谈极权主义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在极权主义里的研究，他提出了极权主义的六个标准。但是，弗里德里希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实际上是开始于或者说可以探源到，他三十年代初在德国工作。他三十年代初在德国的时候，当时由于魏玛共和国的一些问题，他在和当时的斯密特，他的老师一起讨论的就是是否要采取一种专制的方法。大家注意，我这里所讲的专制，它只是一种的权力的专制手段，是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者一个人手里。它和极权主义有根本的分歧。以后我会有文章专门分析中央集权和极权主义的区别。

后来，弗里德里希在四五年以后，又在研究，是否要在战后对于挑起战争的德国社会，德国，盟军实行一种相对的专制来使这个社会走向民主。弗里德里希后来对于极权主义的专门研究，并且和布热津斯基出版了一本书。这本著述在学界影响很大。但是从弗里德里希所有的这些全部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他们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实际上是三十年代的研究的一个继续。

我讲的这几个人只是几个例子。在这里的甚至我还可以再列举战时流亡到美英等国的五到十个学者，他们对于极权主义研究所做的工作能够和前述四个人相媲美。我讲这些就是想使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三十年代的学者们，他们流亡是带着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流亡的。

那么第二个我讲的，作为一个和我们中国现实的对比，就是冷战以后从东欧逃亡到西欧的那批知识份子，这批知识份子他们实际上是带着对共产党的厌恶，对共产党文化的厌恶逃亡的。

这里头我要介绍的第一个人，就是波兰的米沃什。他在五一年在波兰，当时他是波兰驻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在这个时候，他逃向了西方。米沃什在谈到自己逃亡的时候，以及他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都明确地说，他从来也没有认同过共产党。当然米沃什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米沃什明确的讲，他对于共产党的文化和它的做法从来都是极其厌恶的。这使得他无法在波兰生活下去，所以尽管大家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可说是一个高级外交官，但是他还是选择了逃亡的道路。

这里头、另外还有两个人，比如说苏联著名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他也是从骨子里头就无法认同共产党社会，在那里平静地生活。他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极为平凡的一天，那一天并没有任何残酷的事情发生。但是那一天处处渗透得没有人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大家也都知道，更是对共产党社会的彻底揭露。

再有一个苏联的逃亡诗人布罗茨基，这个人是在96年五十六岁的时候在美国去世。但是布罗茨基从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厌恶苏联社会的教育，而辍学走上诗人的道路，二十几岁就被作为堕落的份子判刑流放。所有这些文学家，都是对共产党社会极其厌恶。

另外我们大家还知道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后，流亡到西方的苏联音乐家，例如阿什肯纳吉、大提琴家罗斯科维奇。甚至在五○年代以前流亡的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他们都是对于共产党的社会，共产党的文化，无法忍受，无法认同，或者说从来也没有认同过，而不得不逃向西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三十年代的逃亡，和五十年代的这些逃亡流亡，这两个历史现象它们的性质。

那么回到我要讲的主题来，我们中国在最近在二三十年的两次流亡。

第一个，1989年的流亡。现在我们来反省历史，在1989年以前，1989年流亡的那些知识份子，在中国做的是什么呢吗？在89年前后流亡的那些知识份子，他们在76年以后，这些人居然仍然是体制内的。很多人完全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的改革，不单是寄希望，而且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

这里头我们可以回溯到76年以后，中国社会好多的所谓的思想运动，本来经过了76年人类最黑暗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人应该对共产党对于那一段历史有彻底的反省。但是76年天安门事件居然怀念的是现在大家知道在中共里头另外一个，无论从品质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说都极为恶劣的人-周恩来。在76年以后也是，并没有对历史有所反省，而是觉得怀念的是、推崇的是、希望的是共产党里头有所谓的一批好人。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所谓的伤痕文学、所谓80年代初期的那种实践性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后来的所谓的那些启蒙文化运动，都是在共产党内的意识型态下继续往下走。这方面刘宾雁是个典型，他甚至流亡到死，虽然没有向中共屈服，但是一直认为有一个好共产党，刘少奇等是好的共产党领导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89年前后逃亡的那批知识分子他们在89年以前所从事的是共产党的意识型态工作，他们既没有30年代那批知识分子对于极权主义的那种认识，也没有50年代东欧的那批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的厌恶和从来不认同。这里头我们大家尤其可以看到逃亡的那批人中包括体改委的，包括《河殇》的那批作者都是共产党内的知识精英。所以89年造成的流亡以后的第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人到了海外以后，什么也没有做出来，既没有三十年代的流亡者的学术探索，也没有对背离、抛弃共产党文化的文化工作。当时89年说句不客气的话海外的支助的基金，应该说是天安门数字的，但是这些人在海外在89年之后什么也没有做，而是把这笔钱乱花了。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没有超越共产党的那种政治的追求，没有超越共产党那种意识型态的那种思想和眼界。所以那些年他们只有在政治上祈求中国社会立即发生变化，而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做出其他的有价值的工作。所以89年的流亡，我刚才讲是“带着共产党的意识型态，带着共产党文化流亡的”，这就是他们无所作为，他们挥霍乱花了那些世界各地的支持，这个是有原因的、有基础的。

第二个我要强调的是，在文化上这些个人，并没有因为到了西方有所触动而重新反省自己的共产党文化。
第三个在政治上大家都可以看到除了无所成为的以外更为甚的就是民运团体内部的所谓内斗。民运团体内部的所谓内斗实际上也是共产党过去的那套为政治至上的结果，那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思想方法的产物，那种斗争哲学的产物。所以89年以后的带着意识型态流亡的这些个人，本来还是有可能有条件重新反省自己重新走一条新的路，重新补课，像我刚才讲的30年代的路，50年代东欧知识分子的路，但是历史证明他们的确没有能力。

这一切到今天我们也看到，最近十年来所有中国社会产生的那些最根本的变化，那些最根本的探索，和这一批89年以后流亡的人基本上联系不多，或者说基本上无关。他们仍然只是限于在一些个政治口号中左右摇摆，这也是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89年以后这一员批人流亡的特色，

现在我就要讲第四个1999年以后“4.25”以后所造成的这种流亡的现象。

“4.25”以后所造成的流亡的现象为我们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可以毫不为过的说“4.25”以后的这个流亡可以和30年代那些的背包里背的对于极权主义认识的那些个知识分子所做的流亡；50年代那些抛弃共产党文化、厌恶共产党文化、背离共产党文化东欧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流亡相提并论。1999年以后的这个流亡和反抗是中国民众“带着信仰”、“带着文化传统“走上流亡的。

在这里头有几点我觉得不用我多说大家都能注意到了，这个流亡，从99年开始而且他们也不得不流亡，因为法轮功学员们不能够向共产党的统治屈服、不肯抛弃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追求，那么在共产党的社会里头他们就无法生存。

这个流亡在1999年以后大家也看到所遭到的那种残酷的迫害也是史无前例的，各地都有劳教所。除了进监狱的以外，进劳教所而且还有更甚的遭受到器官移植或者这些个残酷的迫害。但是所有这一切由于信仰、由于精神，这些个法轮功的学员都坚持下来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从99年以后仅仅经过3-4年的时间，法轮功学员在文化、在知识领域就推出了很多并且很重要的贡献，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九评共产党》。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讲了，30年代那种背包里对于极权主义的认识走向流亡的，大家这里可以看到99年以后仅仅经过3-4年就出现了《九评》。那么对比89年的流亡，这个对比大家一比就可以看到他的差距。在89年其后的三十年，那时候民运人士所拥有的资源、所具有的钱财我刚才讲了是天文数字的，但是3、5年以后他们什么也没做，而且使得所有的这些个资源、钱财都云消雾散，挥霍已尽。但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带着信仰走向流亡的三、五年以后是如何的。

大家可以知道在99年的时候这个团体走向世界的时候，因为到处充满了共产党的谣言以及其他人的不信任，他们所受的孤立，那种现象，今天回顾的话我想大家都可以知道那是空前的，但是经过短短的三、四年他们就推出了《九评》，而且逐渐有了自己的一些扎实的阵地，如网站、刊物，电视、电台。

在其后的这个流亡现象带来的，我觉得是更为深刻的追求，他们不仅不是限于在政治上，甚至说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企图心。但是他在文化上在其他方面做了更多重要的贡献。最近几年大家也都看到了紧接着九评的就是神韵的演出，以及所有那些个刊物上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东方文化精神的推崇。

所有的这一切我觉得用不着我多讲了，因为所有的人包括在大陆的人尽管共产党封锁，但是他们都能看到这10年来这个群体的贡献。法轮功学员群体，不管你认同还是不认同他们，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实实在在地屹立在那里的。在结束这篇讲话的时候，我所做的这四个对比，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我的观点，我觉得听众朋友都可能会接受这个历史现象的对比。

我们中国人常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贷比货”，我想只要我们能够睁开眼睛做一个对比就会看到历史带给我们什么。今天，我觉得在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再次进入了非常纷纭的局面，但是在所有这些政治局面的后面，我要说的是它还是有更深的文化内容、思想内容，更深的历史内容。这一点尤其是在我们对比历史上的四次流亡现象的时候可以更深地体会到，看到。这四次流亡概括如下：

1.三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背包里背着对极权主义研究的流亡
2.五十年代东欧知识分子艺术家带着对共产党及其文化的厌恶的流亡
3.八九年中国精英们带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流亡
4.九九年后法轮功学员们带着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流亡

我今天做这个对比的时候，选择的副标题是“最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历史的再认识”。它向我们显示了什么样的历史意义，这个历史意义我觉得就是，最后一次这个99年以后法轮功学员的这一流亡所告诉我们的，以及此前的那几次流亡所告诉我们的答案：那就是我们要更深的认识极权主义以及共产党的文化；我们要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文代传统。

中国社会现在无论从环境还是道德还是人们更深的其他的那些个层面，都面临着一个灾难性的未来，能否使我们今后几十年走的更加顺利平安，全在于我们如何来反省我们自己，如何来从反省中看到未来的方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