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官员现形记(图)
中共一直自唱“伟光正”，要为国人画出“威廉亚洲官网 最美”的彩卷，然“轻诺延安，寡信北京”，尤其吏治套路还是老旧的“教育为主”，提高“革命自觉性”，要求严格自律以显“先进性”。然娘要争气，儿要撒屁，官员的思想觉悟一代不如一代，如今全然已无第一代的“全心全意”，连“微心微意”都没有了。
大陆媒体虽然只能报喜不报忧，但囿于“收视率”、“发行量”，不得不一定程度满足群众的“喜闻乐见”，不时捅出一些贪官污吏的资讯。同时，“革命人民”亦会从生活中感知官员的“先进性”，触知社会肌理，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相。
亲身领教的官威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笔者飞抵山西运城，乘车前往临汾。运城至临汾的高速公路全程封闭，不让进车了，电子萤幕打出安民告示“道路检测”。晋人则告知：“上面来人了，大官，每次都这样。”总算等到放车上路，规定时速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只能跑六十公里，因为前面五辆警车压道，不让超车。果然，前面有“列宁同志”，得让“列宁同志先走”。过了襄汾，五辆警车靠边，估计“列宁同志”已驶抵临汾，不怕后面车辆对其“构成威胁”（车祸？刺杀？）。偌长一条高速公路只让一人车队独享专用，此情此景，也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看到。欧美港台，谁敢如此“独享专用”？那些总统总理、元首特首不仅不敢，更重要的是不会，决不会公路私用。这一ABC，在我们这儿，则似乎还有必要给“先锋队员”上上课。
二○一一年八月十三日，上海飞广州的班机全遭航空管制，有的延误有的取消，十二点半的班机，十七点四十分才放飞。原来胡哥出席深圳大运会开幕式后要回广州，在搞净空。
此类让“列宁同志先走”，本人还亲历两回。一、九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浙江海甯盐官镇，李鹏来了，要看浙江潮，所有车辆必须让道，一大截江堤让给“公仆”李鹏同志。二、○五年八月初，本人西行新疆喀纳斯湖，因黄菊同志来了，搞封山，幸好我们已进山，但不能走大道，只能行小路。隔了几天，乌鲁木齐机场，舱门都关上了，“净空令”突至，原来黄大人也要走，满满一机人活活等了四十五分钟，目睹黄菊车队开来，登机、转身、挥别，专机滑行、起飞。这才挨到我们“后走”，全机人哪个怨哪个骂呀。那会儿正大张旗鼓在搞“保先”，有人顺口丢怨：“啥仔先进性，明明是先尽兴！”不久，得知黄大人死了，这一机人还怎么“悲痛”得起来？
山西怪事多
二○一○年，山西处分违纪党员干部九千二百一十一人，省委对全省干部提出“五不准”──不准上班时间擅自离岗，不准上班时间玩棋牌搓麻将打游戏，不准上班时间上茶社歌厅洗浴等休闲娱乐场所，不准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不准参与赌博。是年八月，山西掀起“查岗风暴”，临县安乡乡长上班时间宾馆打麻将，交城县公安局党委委员上班时间陪老板按摩，柳林县庄上乡党委书记上班时间茶馆喝茶，太原巿行政执法局第五执法大队长和几名公职人员洗浴泡澡……，所以，出台“五不准”。（《山西吏治改革》，《中国青年报》二○一一年三月二日）
换言之，此前可是“五都准”，彼此彼此，一片“和谐”。就是有那么一二楞头青（如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一看形势，很快明白最佳选择便是“同流合污”。“钢铁”就这样炼成了。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说全国公务员近千万，而管理他们的标准居然还停留在幼稚园的“五不准”。
去年六月《人民日报》发表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下乡日记》。长治巿沁县册村镇温庄，全村七十六户二百七十六口人，人均年收入一千七百余元；最近五年全县农民每年收入增长百分之二。副省长摇头：“这叫增长？什么都没干嘛，躺着也能增长啊！”《下乡日记》发表后，刘压力很大，《人民日报》驻晋记者站发安慰短信：不要有压力，山西这些年都是负面新闻，好不容易有个正面的，省委书记看了很高兴。副省长这才放心：“那还好，我没干错事。”副省长的“对与错”得仰观上色，如此心态，能大胆放手为人民服务吗？
“隔墙扔砖”说
“革命人民”将反腐形容为“隔墙扔砖头，砸中谁谁倒楣”。“六四”时就传京谚：“现在的干部，挨个儿杀，有冤枉的；隔个儿杀，有漏网的”。二十二年过去了，社会风气不是越来越好，歪风邪气不是越煞越弱，而是越煞越强。连医务界、教育界收受红包都成了“必须明白”的潜规则。
一位被情妇反水咬出来的贪官，感觉很冤。这么多贪官，这么多贪官情妇，差啥就他一人被情妇卖了？有人掷评：“种种丑陋现象氾滥成灾，为何只有被隔墙之砖意外砸中才得以露出冰山一角？管理部门何在？监管制度何在？”可这么问了六十年，有什么用？没有政改，不进行权力结构的改造，贪官还不是一茬茬“春风吹又生”？“革命人民”眼睛虽然雪亮，有什么用？只能干瞪眼！
云南“温和腐败”县委书记赵仕永一语穿帮：“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除了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还有一个众人实行的潜规则。”（《检察日报》二○○九年四月九日）
“最廉洁贪官”
四川内江杨家镇党委书记曾春洪受贿一万八千元，判三缓四。三十名村民联名向法院写求情信，称曾春洪“好同志、好干部”，促进当地农贸发展、建成自来水厂、规划全镇建设、改变原来的脏乱差……困难户想吃肉，都可以去找曾书记。（《成都商报》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最廉洁贪官”成了黑色幽默。村民求情逻辑更歪：好像只要做过一点好事，就可干点坏事。“解放”六十二年，第三代“革命接班人”了，思想意识咋还这样？咋还没培养出“现代公民”？
镇委书记食民奉禄，本应为民服务，否则人民何必养着他？百姓何须感恩？但村民的求情基于现实：大多数乡镇干部根本不干实事，不仅占著茅坑不拉屎，且专以贪腐为务，能摊上一位只贪污一万八的曾书记，很不错了，上上签了。培养出这样的“社会意识”，官吏可以“有限贪污”，谁的政绩呢？
贪官的遗憾
云南玉溪交通运输管理处长兼地方海事局长、航务处长陈有云，“双规”后写交代材料，短短百字，错别字数十，被指谬后，很遗憾地说：“我是能说不能写，如果我真有文化，早就当副省长了。”他的升官底气有二：一、他当官毋需动手写东西，一切秘书代劳，秘书当然不敢纠正首长的错别字；二、“会说”的官员很得油，混个副省长很容易，上峰很欣赏。
这个“无错不成句”的陈有云，履历表上居然还是大学文化。他在交代材料中说：“本应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工作上，但却与爱好赌博的人混在一起，用打麻将赌钱消磨时光。”玉溪运输窝案涉官七人，陈有云一审获刑十三年，其余一审从十二年、十年、七年……。（《检察风云》二○一一年第二期，第38页）
最后一招：恐吓
中共治吏，因高度集权，缺乏分权监督，转来荡去，最后只能袭用封建古法──依赖道德自律，希望官员自筑堤坝提高“觉悟”。可如今官吏一个个猴似精明，什么“阶级觉悟”、“组织培养”，金钱美女面前，一分钟就缴械了。高层没辙，邀请健康专家洪昭光开讲座，专讲贪官命短──“越腐越败，死得越快。”洪昭光引经据典：病由心生，心理压力乃百病之源，百分之七十六疾病为情绪性疾病。他列举贪官命短的例子：“腐败的官员都活不长！”结论是：“廉洁有益健康，腐败导致死亡。因为腐败的人啊，他贪婪，也就恐惧，白天食不知味，夜里寝不能寐，惶惶不可终日，免疫机能全面下降，极易患病。”洪跟踪调查十六名贪官，当时平均年龄四十一岁，十年后，十五人得病（不少是癌症），已死六人。巴西一个医疗机构调查了五百八十三名贪官和等额廉吏，十年随访，结果贪官百分之六十以上得癌症、脑出血、心肌梗塞等，廉洁官员患病率只有百分之十六。广州某三甲医院肿瘤中心主任也说，在他救治的肿瘤患者中，相当比例为被撤职或被调查的贪官，他们普遍暴躁不安、恐慌抑郁。（《东莞时报》二○○九年二月十九日）
官满成患
虽然当官乃“高危职业”──最容易被拉下水，又损健康又易入监，但当官仍是大多数国人“最爱”，一顶官帽威风得了！
二○一一年五月九日《南方日报》，继湖南常德石门县被爆超额配备官席──县委常委十六名，正副县长十二名；四川巴中巿所辖四个国家级贫困县区，共有四十四位正副县长，其中通江县十名（一正九副）；南江县十一名（一正十副）；巴州区十一名（一正九副一助理）；平昌县十二名（一正十一副）。按规定，只能五至七名。（《南方日报》二○一一年五月四日）圣洁高校也是“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口四亿余，一千五百余县，清朝官员总计二万三千人，其中京官二千六百二十二人，地方官一万三千零七人，武官七千四百六十四人。（郑也夫《知识分子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二○○四年一月，第136页）据○五年《人民政协报》，全国三万七千乡镇、六十四万个村，乡镇干部一千三百万人，村干部数百万人，开支占农民负担四成以上。
中共既以左说立国，“红色逻辑”向全社会渗透浸漫，不仅官场必须持守潜规则──说一套做一套，歪理振振有词，分贝响得很，正音正声反而直不起身张不开嘴。社会逻辑如此歪拧，还不让反思，不让说不让论，不让“革命人民”从最近的史训中汲取最直接的经验，“先进性”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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