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历史预告革命的到来
中东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人也一直在探讨，革命在中国是否有可能发生？我毫无疑问地相信：不是有可能，而是一定会发生。这和中国人素质如何，中共高层是否内斗没什么关系，它只和中国人是人类的一分子、中国的人心和整体人类的一样有关。
中国曾在世界“革命”的潮流中发生了两次革命：辛亥革命和共产革命。而那两次革命还是在中国和世界有相当距离的情况下发生的。今天，中国和世界，只隔了一张千疮百孔的“防火墙”。它能挡住墙外革命烽火的种子、火苗吗？
迄今已经蔓延到全世界每一个洲际的民主制度是从两场革命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这两大事件对人类的走向影响巨大：美国革命建立了民主宪政，今天世界民主国家，基本都是走美国这种道路。法国大革命则建立了断头台式的暴政，后来的列宁十月革命，毛泽东的共产革命，都是法国模式的升级版。
美、法两场革命前后脚发生（相隔13年），被称为“姊妹革命”。为什么人类（即使自公元算起也）稳定了近一千八百年的君王统治，突然在世界的两半球同时爆发了扭转历史航向的革命呢？
遭中国当局迫害的维权盲人陈光诚逃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之际，我正在读美国作家纳尔逊（Craig Nelson）的《潘恩传》（Thomas Paine）。潘恩是人类历史上重要而独特的思想家：他是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这两场重要事件的思想孕育者和接生婆。他的《常识》（美国有权选择独立建国）一书，吹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号角；随后他又起草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文献《人权宣言》。
目睹陈光诚事件的媒体报道和其戏剧性的结果，感觉走进《潘恩传》中所描述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为什么？因为今天和当年太相似，纳尔逊的书给我提供了一个用历史的眼光看今天的角度。在英、法这两场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中，人类在科技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印刷机的普及，使书籍大量出版，信息空前传播；思想火花的撞击，使人们有了新视野、新思想、新愿望，最后终于促使了行动，创造了一个赶走君王的新时代。
在工业革命前，世界的贫穷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据纳尔逊引述的统计：在潘恩出生的1737年，即距今二百多年前，伦敦的居民60％都活不到10岁。在潘恩1774年（美国独立前两年）从英赴美时，英国人的平均寿命才36.6岁，还不到今天的一半。当时英国20％孕妇死于难产。该书举例说，有位英国艺术家的妻子，怀孕20次，生出7个孩子，但只有1个活到成年。
今天从伦敦到纽约，横跨大西洋只需飞行七小时（用美国黑鸟超音速侦查机不到两小时）。而当时只有轮船航渡，需10到13个星期，长达90天！不要说遇到暴风雨可能船翻人亡，漫长航程导致的食物腐烂（那时哪有冰箱）以及疾病（医学相当落后）等，就会夺去许多生命。潘恩那条船就有4名乘客死亡。抵美时，潘恩也因船上跳蚤感染发烧，奄奄一息，用毯子裹着抬下船，治疗六周才活过来。
如此的贫穷和漫长的专制，人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主要因为缺乏信息，缺乏新的思路。思想是行动的前提，没有思想，就没有变革。在1710年前，整个英国除了伦敦，再没有任何印刷厂和出版社。1620年时，英国出版图书六千种。到了美法革命前夕，增至五万六千种，增幅近10倍。1710年，英国的报纸发行250万份，到了1770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前6年，增至1200万份。人类从那时起，才第一次有了科幻小说、女性杂志、儿童图书、自传，以及畅销书作家。图书馆也是那时才出现的，而在那之前，多数家庭只有一本《圣经》可读。
最引人注目的信息变化，是出现了很多“政治小册子”，刊载新观念，传播新思想。潘恩的《常识》就是一本这样的书，篇幅不长，毫无学究之气（今天读来都不拗口），更充满政治激情。当时很多酒馆，都成为人们讨论政治之地，被称为“闲聊大学”（tattling university）。潘恩抵达美国费城后，就常在当地“酒馆大学”进行政治辩论。
当时在大西洋两岸最有影响的政治杂志是《旁观者》（spectator），主要传播亚里士多德哲学（现实才是真实和重要的，而不是不可证实的虚幻世界）和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保护人的权利）。跟潘恩一样成为美国建国之父的弗兰克林、杰弗逊、华盛顿等，都是这本杂志的推崇者，他们在谈话，跟朋友通信，以及政治辩论中，都引述和论证《旁观者》的哲学。
这些美国先贤们跟朋友的通信非常频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正在编辑的杰弗逊通信集就有75卷，收入五万封信，计划在2026年出齐。哈佛大学编辑的约翰.亚当斯（第二任美国总统）的通信集更长了，有150卷。由此可见美国的先贤们多么重视信息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如果说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促发了美国和法国这两场重要的革命的话，那么当时的工业革命，则为传播思想的启蒙运动提供了科技能力。出版业促使图书、报业蓬勃发展，信息传播为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可能。或者说，印刷业的革命性进展，迅速把大西洋两岸的人的思维推向了“要革专制的命”的高度。
中国辛亥革命之前，也是报业刚刚开始，却迅速在中国发展之际。引导思想风潮的梁启超等人，都是靠办报纸杂志，当时鼓吹变革的报刊有百种。相互激荡的信息开启了民智，酝酿了革命之前的思想和心理准备，最后才推翻了大清王朝。
今天，距离美、法革命才二百多年，人类又到了一个科技革命的转折点——电脑，互联网，手机，脸书，博客，推特等等，更迅速地把世界推到一个新境地。人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科技变化也必将如火箭腾空一般，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推向一个新进程。
潘恩的时代，报纸靠马车运输，酒馆可装的人数有限。今天信息的传播则是电传速度，而网络更是无限大，可参与讨论的人员超越国界。所以，变化的可能更大。
陈光诚事件的戏剧性变化，没有今天的新科技是不可想像的。离开美国使馆后在朝阳医院，由于他有三只美使馆给的手机，所以得以跟朋友和医院外面的记者联络。朋友马上把和他谈话的内容送到了网上，读者几乎是同步了解了他的状况。CNN记者则连夜报道了对他的采访，使世界听到他的声音，他的故事，随即形成强大国际舆论，导致中美两国交易破局。可以想见，没有那三只手机连夜发出的消息，没有互联网引起的全球关注，陈光诚绝不可能有今天的命运。
网络的迅速、同步的消息，使专制政权的防火墙如同用渔网挡海风一样荒谬。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博客、推特、脸书等等，导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三言两语的评论，还是长篇大论。每一个人都是记者、作家、评论家。只要是有质量的内容，无论是名家高见，还是匿名宏论，都会迅速被传播，没有任何力量能完全阻挡。这是比消息传播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因为这等于“解雇”了知识精英，打破他们在媒体、思想界一手遮天的“悲惨”局面。
在专制国家，文化人的主体是专制机器的维护者；在民主国家，文化人的主体是左倾乌托邦症状患者。而来自大众的声音，则是“常识”占主导地位。这个常识，无论在专制国家，还是在民主社会，都比政府的决定、精英的指导更正确，更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常识的胜利，就是真实的胜利，自由的胜利。
中东的革命，没有磨刀霍霍几十年的“民运领袖”组织，也没有一肚子谬论的“公知、理论家”们指导。大众的常识，普通百姓的心声，赢得了突尼斯革命，赶走了埃及独裁者，推翻了利比亚暴政，谱写着叙利亚人民浴血奋战争自由的壮丽篇章……
这一切，都得利于网络等新科技的无可估量的巨大帮助。今天科技的变化，比潘恩的时代更迅猛，它将带来的革命性的、历史性的变化，就像当年一样，还不被更多人所深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革命的岩浆，正随着新科技的大潮而汹涌。革命，从来都是在人们感觉什么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到来的！（caochangqing.com）
2012年5月12日于美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