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党利益盘根错节 政改路口分道扬镳(图)
图说：中共高层允许亲属分享战利品，高层的亲属已盘根错节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之中，其他中共现职和去职高官的亲属也在大量捞钱，他们在国营企业占居要职，掌管了财经、能源、国安、通讯和娱乐产业。（网络图片）
【记者杨浩综合报导】美国《国际先驱论坛版》报导，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几代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现在对于中国的国家财富已经不仅仅是控制还加上拥有，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另有海外媒体指出，中共高层允许亲属分享战利品，高层的亲属已盘根错节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之中，已强大到足以阻碍中国经济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然而中国问题积重难返，不政改即灭亡是太子党的共识。更有国内宪政专家指出，终结一党专制是解决所有社会和政治顽症的关键。
太子党盘根错节 巧取豪夺
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共高层允许亲属分享战利品，高层的亲属已盘根错节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之中，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其他中共现职和去职高官的亲属也在大量捞钱，他们在国营企业占居要职，掌管了财经、能源、国安、通讯和娱乐产业。这些太子党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替全球跨国企业和富豪大亨们穿针引线。
据德国之声报导，《明镜周刊》4月24日的一篇文章称，国内外的公司乐于聘用太子党，不仅期望从他们那里了解北京政权上层的运作情况、以及有关招标和将要上市的信息，而且也指望他们建立有利于生意的人脉关系。
文章称，谁都不知道中国的红色家族在国内外账户积聚了多少金钱和黄金，因为他们很善于通过复杂的公司结构以及改变姓名消除痕迹。中国社会学家却早在几年前就通过长期调研发现，中国亿万富翁90%是干部子弟。
文章说，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个北京的假议会，70个最富代表的财产2011年将近900亿美元。中共成了自选商场。很多最高层官员的子女都投资私人基金，他们投入数十亿，收取巨额红利。
该刊还写道：“专家们透露，活跃于私人资产管理行业的太子党如此之多，以至于金融机构若没有上面的关系就没有立足的机会。外国银行担心被太子党和有影响力的家族从中国市场排挤出来。”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政治专家李成认为，中共当局很难针对权贵家属推动重大的政治改革，而不伤害到现在当权者家人的事业。
分析指出，中共太子党们已经瓜分了中国经济，现在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已强大到足以阻碍中国经济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高层对财富拥有是贪婪更是政治保护手段
BBC报导，《国际先驱论坛版》21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恐惧”，该文指出，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几代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现在对于中国的国家财富已经不仅仅是控制，还加上拥有。为什么拥有财富对于中共领导人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
文章说，中国领导层对财富的拥有并不只是经济原因或贪婪，而是政治保护手段。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到海外，让自己的子女到国外受教育，是中国统治阶层“新阶级”希望对冲政治危险的一种方法。共产党高层的自信心却日益减弱，尽管目前党员人数已达8千万，但大多数人入党都是为了仕途。
现在中国每天都有大约500起反贪官的抗议示威活动发生，大多数被警方镇压了下去，但对于官员贪污国家资源和老百姓血汗钱的事实，最终会使所有目前忠诚于党和国家的公民醒悟，腐败已经到了统治阶级的高层。不仅薄熙来一人腐败，而是党的整个制度腐败，贯穿所有派系。
太子党在中国未来方向上正式分裂
为保江山，改变维稳体制，熟悉北京政情的人士向博讯表示，不政改即灭亡是太子党的共识。
博讯指出，如何政改，目前主要有两派太子党：一是以刘源、陈元，以及失势的薄熙来为首的带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色彩的保守派，他们也主张政改，但是他们只是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二是以胡德平等为主的、倾向普世价值的改革派，他们坚持认为不改革就会灭亡。倾向普世价值的“红二代”中，以四员女将马晓力（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之女）、胡木英（胡乔木之女）、罗点点（罗瑞卿的女儿）、陶斯亮（陶铸的女儿）最为活跃，以及来自其他数十个红色家族的成员。
1200余名中共元老二代（“红二代”）2月初在北京聚会，表达对时局的关注，以及现实的不满。博讯了解，民间和部分“红二代”提倡官员公布财产，已引发高层的激烈争论。以三中组部老干部马晓力、任小彬、崔武年发出公开信，要求18大代表及中央委员公开财产，预示着太子党两种力量的公开分裂。
宪政专家：终结一党专制解决所有社会和政治顽症
海内外专家学者对中国最终走向民主目标达有共识，而如何达到则有不同建议。
海外著名民主人士魏京生指出，中国的民主改革，老百姓里边的意见比较一致，就是希望有美国或者欧洲那种议会民主。因为这种民主比较能够保障平头百姓的利益和权利。他还指出，在对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进行革命性改变的同时，现有的垄断性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也必须进行革命性的改革。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前社科院宪政专家张博树近期对美国之音说，终结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是解决中国所有社会和政治顽症的关键，但实现民主宪政制度不必是一个快速、剧变的突发转型过程。
张博树说，体制内外要合作，民间要加大压力，促使中国共产党党内发生分化，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中国的宪政转型。最终达到一个解除现有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建设一个新的宪政制度的目标。
而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宪政学者王天成则认为，快速转型的社会成本比渐进式转型会更小；但不必暴力。
王天成说，快速转，比较快地举行全国大选，政府的合法性就建立了，政府也会获得更高的支持和权威，能够进行重大的改革。中国的快速转型不必是中东式的所谓“非常序性快速转型”，它也可以是波兰、台湾式的所谓“常序性快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