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谈江青害怕什么

我只好亲自向毛报告江青生病的事。这是正值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抵达，毛从北戴河坐专列回北京见他。我在车上跟毛说了江青的病情。

毛诧异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报告了吗?又有什么新问题?”我说：“不是新问题，是检查结果和医生们的意见，没有全部写进报告中去，所以再向主席报告。”

毛放下了烟，说：“你讲清楚吧。”我说：“医生们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同志没有什么病，主要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这时我将大家签名写的一张简单诊断书，交给了毛。毛看了这张纸条，问我，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医生们的意见是，江青同志对人对事，往往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而又出尔反尔。医生们主张，尽早劝江青同志要多接触一些社会生活，多接触一些人，这样对她可能会好些。”毛听了以后，默然不语。

我又说：“别人向我谈到林彪同志的病，他的病医生很难治。可是只要周总理去看他，向他说明是主席建议的一些话，他都听得进去。可是江青同志对谁的话都不听，这太难办了。甚至主席的话，她也不听。”毛垂下眼睛，吸了几口烟。然后毛慢慢说：“江青还是听党的话的。”毛说“党”时，指的是他自己。

“这点要看清楚，你们的意思是，江青有思想问题的了。她这个人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可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惶惶不可终日，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说，不会的。护士们照顾她，替我谢谢她们。江青的话不能全听。她待人苛刻，告诉护士们，必要时可以顶她一下嘛。”

我说：“不要说顶了，全心全力伺候她，她还不满意，还骂人。要顶就更坏了。稍不顺心，她说护士服务态度不好，有雇佣观念。再顶顶，岂不成了反革命。”毛笑起来，说：“我一直同江青讲，百日床前无孝子，自己生病就是要诸事将就一些。”

我说：“护士们哪里指望她将就，只希望不要责骂，不要太苛求了。”毛沉顿了一下说：“那好，替我谢谢护士他们。我看江青的病现在是过了坳了，也替我谢谢这些医生们。”“过了坳”这句话我不太懂，后来才明白，毛是说江的病已经度过谷底，在逐渐好起来。

在北京我将毛的这些话，告诉了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和史书翰及黄树则。他们都替我担心。他们说，一旦毛将我的话告诉了江青，不但我的日子不好过，而且会牵连到保健局、卫生部和这些专家们。他们劝我，不能再讲了，适可而止就行了。

当时的结果是，护士们的工作仍然困难，但无论如何江青待它们比前一段要好些了。那个夏天在北戴河还是遣走了几位护士。

我也开始怀疑江青不满意的不单是护士们没有好好伺候，她担心的是毛对年轻女人的偏爱。这一段时间由北京医院找来不少护士，供江青挑选。江青说，见生人太紧张，最好在晚舞会上的轻松环境中，将护士带给她看。

这些年轻、天真的护士自然也要介绍给毛。她们都将毛看成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自然对毛表现十分热爱和亲近。一次一位护士给江青送药服用时，这位护士先向毛打了招呼，握了毛的手，问毛好以后，才将药送给江，江很不高兴。我向江解释，我认为这事很自然，年轻人对领袖当然会流露出仰幕和热爱的心情。

江青睁大眼睛说：“大夫，你可太不了解主席了。他这个人在爱情上可不专一。他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可以分离的人。有些女的也愿意往上搭。你明白吗?你对这些护士要进行道德教育，要他们注意礼貌。注意与首长接近时，应该有男女有别的概念。你可不能放任不管哪。”

我那时不了解江青的这番话。我对毛的性放纵仍不甚知情，而且毛跟我明说过，江青主要是怕毛抛弃她。我不知道在某些方面，江青看得要比我透彻。毛的性欲极强，而且性和爱可以是全然无关的两回事。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秘密访问北京。毛却刻意羞辱了这位曾在苏联盛大款待他的贵宾。毛是穿着游泳裤，在中南海游泳池见的赫鲁晓夫。他让赫下池泡水。赫接受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赫换上在游泳池旁换衣间内存放的游泳裤，跳进水里。赫不会游泳，套了一个救生圈。我、几个卫士和翻译，都在游泳池旁。

表面上，毛和赫仍客气的。但他俩的谈话并不顺利。赫的回忆录中，对毛为这种无礼的接待方法，表示了极端的厌恶（1）。赫原本预定停留一个礼拜，但来三天后就回苏联了。他和毛唯一的一次谈话就是在游泳池里的那次。毛此举，就像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在我们回北戴河的专列上，毛对我说，那叫使赫“如坐针毡”。

在北京到北戴河的回程火车上，他对我说：“苏联就是想控制中国，想捆住我们的手脚，真是痴人说梦。要和我们建立联合舰队及长波电台，这简直是妄想。赫鲁晓夫为了同美国拉关系，把我们当成他的筹码，让我们答应不用武力进攻台湾。还说我们搞公社，太快了。我说，搞长波电台，可以，你把材料及技术交给我们，搞联合舰队，可以，你把船交来，我们有司令员，有舰长。你让我们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难道我们自己家里的事，你也要管吗？至于公社，我们试一试，也不可以吗？我最后同他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就照我说的办法搞。台湾问题，最近就可以有眉目。公社我们试定了。他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这时全世界都不知道中苏关系出痕了裂痕。在北戴河期间，毛仍气愤异常，他又跟我说过：“赫鲁晓夫自不量力。你不是要同美国拉关系吗？好，我们放炮庆祝。这些炮弹留久了，就没有用处了，不放炮庆祝一下，做什么用？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看你赫鲁晓夫怎么说。”

毛的谈话使我大惑不解。我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一无所知，对台湾更是所知甚少。我甚至期望在毛提出台湾问题之后，海峡可以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