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遥远：温家宝倡导的阳光权力如何实现(图)
反特权才能彻底反腐败（williamhill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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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仰望星空谈“政改”一样，“反腐倡廉”是温家宝总理一直大声疾呼的关键词。
今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重要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章分三部分：一、政府改革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二、2012年政府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任务；三、把反腐倡廉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一个政府要让人民满意，必须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温总理此文其实无异于政府国情咨文，总结成绩，布置任务，展望明天，从政治理念上并无凸显之处，但有两句话，点出当下中国反腐倡廉的要旨，值得深入解读。
其一是，标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温总理此文标题，是对十七大报告的强调。他在最后一年任期，再次撰文呐喊，反衬了权力常常穿行在阴霾里而鬼魅屡屡作怪的现实焦虑。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首先要体现“权为民所赋”，兑现“利为民所谋”。党政人事制度要改革，官员要树立正确权力观。权力运行不透明，归根到底是政治体制不透明，是官员权力观不透明。在错误权力观诱导下，一些官员忘记了权力的本源；或在传统官本位思想支配下，颠倒了自己和人民的主仆关系，对人民群众横眉冷对；或在金钱美色诱惑下，把权力看作为个人牟取私利工具，大搞暗箱操作、权钱交易、权色交易。
阳光权力的至关重要一条，在于官员财产和干部任用的公开透明，要求权力运行内容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接受人大、民众和新闻监督。如果公共权力对公民不予公开或公开力度不够，不仅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无从谈起，而且也极易为某些个人搞暗箱操作或贪污腐败提供现实的土壤。十七大报告明确把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写进报告，并设置了“高压线”，充分表明了党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总而言之，用温总理的话说，就是“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
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以宪法和法律约束权力。基于对人性弱点的认识，力图建立一种能有效约束权力的制度安排，建立一道阻止权力滥用、权力腐败、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屏障。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范畴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是“有限政府”，即政府的权力只限于宪法和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宪法和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政府绝对不可以行使。否则，就是越权、违法、违宪。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好的阳光，就是基于民主和法治的现代政治文明。
其二，是反腐倡廉“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当前国内腐败的形式五花八门，且在不断翻新，呈现出相对明显、稳定的时代性和隐蔽性特征。其中，最凸显的是“权力性”。权力总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哪里有权力，哪里就容易有腐败。要说掌握公共权力者一定腐败，是不客观的；要说掌握公共权力者可能腐败，确是现实的。权力腐败：一是，指滥用权力谋私利。如权力寻租，即：通常所说的买官卖官、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二是，掌握公共权力人员通过不作为获取不当利益。如行政审批中的层层拖延，法官在办理案件中迟迟不审理、不结案，就是不作为行为，直至获得某些“好处”，事情才能办妥。
由于权力的一贯性骄横，腐败出现“公开性”特征。一方面，政府不再回避腐败这一现象，公开承认腐败的危害性、严重性，通过整个社会向腐败展开斗争，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腐败分子不再羞羞答答，公开行贿、索贿，谋取个人、家族、小集团的私利。腐败已由“潜规则”变成台面上的东西，由隐性变为显性。腐败不再是一种秘密，它时刻都在相关利益者之间进行着，尽管形式也许是隐秘的，但当大家都明白了“潜规则”之后，其实就已经公开了。
在权力性与公开性的双重逼仄下，中国腐败呈现“普遍性”。当前的腐败，在行为上普遍存在，在思想意识上普遍承认，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普遍的“合理性”，“全民腐败”正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并非危言耸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做这样认为“对”的事。在医院动手术之前，要给主刀医生递上一个红包；去驾校学车，要给教练递上一条香烟，去政府部门办事儿，要托熟人；小孩上学，去开家长会，要给班主任送点礼物；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几乎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中的常规。为什么这些应该办的事都要有些金钱来做“润滑”，事情才能办得“圆满”？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有特权。举目四望，腐败几乎无处不在，官员腐败、国企腐败、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医生腐败、司法腐败，所有人都在腐败中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当社会处在这种状况中时，危机已经不远了。
特权是人类政治史上一个生命力很强的怪胎。在专制制度下，统治集团依据其垄断的政治、经济地位，拥有某些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权利，这就是特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否定了特权。但由于旧社会习惯势力和专制思想的影响，在一部分官员中仍然存在特权观念、特权现象。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正如胡锦涛曾经指出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18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家、革命活动家西耶斯在《论特权》中指出：“所有的特权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恶的，与整个政治社会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驰的。”他将特权阶级比为盗贼同伙、一个可怕的联盟、一个巨大的政治赘疣。1893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人民无法忍受封建贵族特权的恣意妄为而引发的，它造成了社会大动荡、阶级大屠杀、生产力大倒退。1990年苏共的垮台是人民不满官僚特权阶层的肆意掠夺，官僚特权阶层为了逃避改革而图谋破产国家的结果，苏联的解体导致最强的军队崩溃、最大的政党垮台，曾经的超级大国立即沦为二流国家。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若特权泛滥，轻者触怒民怨激发民愤，重者亡党亡国。
温总理说，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这个源头，就是“特权”。不反特权，反腐败就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温总理倡导“阳光权力”，这个“阳光”，一方面来自“权为民所赋，利为民所谋”，反特权反霸道，破除各种腐败保护伞，给人民一个公平正义的清明社会；另一方面来自民主法治，营造一个干干净净的廉洁官场，不要变成腐败大染缸，不要让好官都堕落成贪官。反特权才能彻底反腐败，才是人民之幸，也是官员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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