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革命名义将少女们“性公有化”(图)

布尔什维克：以革命名义将少女们公有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大量苏联共产党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共妻现象相继曝光。有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尽管这些史料让人听起来瞠目结舌，但当政治变成信仰时，理想主义者的梦想国度就容易变成了现实中的荒谬世界。

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苏联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甚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苏联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另有俄罗斯杂志报道称，当时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

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三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俄国内战争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十六岁。

十月革命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成立了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专门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86.7%的女孩已不是处女，而她们都不满十六岁。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强奸）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加盖公章）

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克朗黛：《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1920年）。

在苏联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

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曾有历史学家这样评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除了性革命，婚礼仪式也被革掉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婚宴要延续数天，或一周，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礼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程式：新婚的次日晒床单，以展示新娘的贞洁。但显然，婚礼是革命应当革去的东西。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取代旧王朝的苏维埃政权取消了结婚的礼仪。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结婚仪式在苏联才重新被重视，家庭的价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