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两大派：好派和屁派
“造反”队名杂货铺
自古以来，驯良的中国百姓听到“造反”一词，无不胆颤心惊。受尽凌辱、以土谷祠为家的阿Q，也知道“造反”会遭砍脑壳的。然而，太阳竟从西边升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神州大地，居然掀起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五花八门的造反队风起云涌。
青年学子是“造反”的急先锋。当年我在江城一所省属重点中学任教，曾目睹“红五类”子弟的狂热行动。出身于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及工农家庭的学生，呼应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召令，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自居。他们高举钦定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旗，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新成立的“红卫兵大队部”纠集师生组成“破四旧”的革命队伍，先冲向繁华的十里长街商业区，砸毁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店号招牌；后又奔上赭山历史悠久的广济寺，扬言荡涤“封建迷信”的神龛服饰。僧人岂敢阻挡？我曾悄悄瞥视老和尚静坐僧房默读红宝书的凄凉景象。返校后，听说天主堂附近的一所职业中专造反派，与我校红卫兵队伍是同时出动的，一些人试图冲进天主堂砸掉钟楼上的耶和华雕像，被市政府头脑清新人士劝阻。
随后，“劝阻”革命行动者，便成了“炮轰”物件，造反派揪住不放。“红五类”子女骄横不可一世，他们在校园举办“抄家战果展览”：从知名工商户抄来的金条、银元，从“四类分子”家中夺来的古玩、古书字画，均在其列；他们还当众焚烧了一批“封资修”书刊。出身不好的教工、学生家庭，此期也遭到扫荡。坑害本校师生，激愤了善良人群。一般劳动家庭出身的学生聚拢了，他们坚信自己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心向北京城”的革命小将；他们认为，斗争的矛头应指向有实权的“走资派”，殊不知那正是“红五类”子弟的靠山。这群学生成立了声势浩大的“为革命造反敢死团”，痛斥“红卫兵大队部”是“保皇党”。一些温和派的学生，不愿介入两派对立，另外成立了“韶山兵团”。
六月骄阳似火，校内再也没有平静的课堂。几派造反队争相批斗校长、教务主任、骨干教师，揭发他们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们这所百年老校，被批成“古、大、洋、修”的毒草园。大字报贴满墙，“走资派”被戴高帽子游街，有政历问题的老教工遭剃花头、挂著“牛鬼蛇神”牌子示众。
校内人心惶惶，教工队伍各有盘算。一惯“靠拢组织”的激进教工，组成“红旗战斗队”、“井岗山兵团”，追随“红卫兵大队部”的革命行动。有正义感的教工，认为对待学生应当一视同仁，“家庭出身不好”怎能成为歧视对象？他们赞同“敢死团”的革命主张，于是成立了“老三篇战斗队”、“永向前”造反队。什么组织也不参加的逍遥派，静观时局变化。少数有政历疑点的人，被排挤在造反队之外。数学组有个人“不服气”，独自一人贴大字报，署名是“鹰击长空战斗队”。
“走资派”、“牛鬼蛇神”是遭批斗的靶子，造反派和保皇派都自诩“无限忠于最高统帅”、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勇猛战士！两派大辩论，架起高音喇叭争吵不休；继而，砸砖头、舞棍棒，由“文斗”转向“武斗”。两派均与校外相关组织有串联活动，并取得人力物力的援助。
国营造船厂的“工总决战师”、郊区农委的“农总常胜军”、公安系统的“驱虎豹造反队”、医科大学的“白求恩医疗战斗团”，均是工农力量聚集的造反组织，是我校“红卫兵大队部”依附的强大后盾。
市区兄弟学校组织的“刺刀见红造反队”、“全无敌尖刀连”、“武工队”、“轻骑兵”、“大刀兵团”、“烈火金钢兵团”、“卫东彪猛虎团”，均与我校“敢死团”结为亲密伙伴。不甘屈居社会底层的“小学教师造反司令部”成立时，“敢死团”派员前往祝贺！码头工人组成的“硬骨头造反队”头头，正是我校“敢死团”文宣部长的堂叔。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就业困难，不少人投身建筑工地以挖土方为生；这类新生自由人群，也大胆成立了“土联兵团”。他们身强力壮、敢拼敢闯，其中就有“敢死团”成员的亲属。
正当两大派激烈较量之际，校园居民区晚间常有值班人员敲响破锣、面盆，此事惊动了看管“牛棚”的专政队员。他们逮住了几个穿着黑衣服的偷、砸、扒、拿分子；被审问者自称是“五湖四海造反队员”，晚间出来“筹备军饷”。
公开亮相的造反派组织吃住不愁。校内两大派的骨干分子各据一楼，吃在食堂，生活用品由米厂、食品公司同派组织源源不断地支援。
学校早已停课闹革命。高考制度遭废除后，毕业班的学生更是无忧无虑干革命。市内很多工厂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闹市街口，成了大辩论的战场。京城南下串联的大学生，大肆宣讲全国造反形势的新动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被造反派视为行动指南。
一九六六年“八一八”开始，最高统帅先后七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神州造反运动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地方政府机构指挥失灵了；一九六七年初，各地刮起“夺权”风暴。我们江城以“红五类”为核心的造反组织，得到地方军分区的暗中支持，策划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筹备处”，大唱“三筹处好得很！”另一大派不甘示弱，成立了“全市革命造反队联合总部”；简称“联总”的游行队伍高呼：“三筹处好个屁！”外地人都知道“江城两大派：好派和屁派”。当年的“屁”字并不粗俗，伟大统帅的诗词中就有“不许放屁”名句。
“好派”和“屁派”由唇枪舌战升格为舞刀弄枪了。枪炮轰响，江城变战场。一九六七年“七一三”江城武斗决战，震惊中央，野战军六四零八部队赶来平息了两派残杀，实行了军管。武斗死伤者、触犯刑律受制裁者，皆是两派造反队员。时过境迁，受骗上当的青年学子，终渐醒悟。
四十年后，我回到江城时，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学生对我大发感慨：“我们是武斗的幸存者，当年是喝狼奶长大的！”另一位曾经“身临前线”的老学生刘人云退休后，写出一本四十万字的历史小说《暮色大江》（北京华艺出版社，二零一零年四月出版），如实地反映了江城文革武斗的惨烈情景。
笔者拙文，凭借记忆罗列了当年江城造反队的一些名称，仅能算作“杂货铺”；奉献于市，或许有人“采购”。当今，不是有人怀念文革遗风而大唱“红歌”么？本“杂货铺”另有古董红袖章、红像章、袖珍语录本、语录歌曲光盘，欲购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