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媒体williamhill官网 ：北京的紧张
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传出发生政变的谣传。谣传使国际媒体记者们闻风而动忙碌起来。在证实那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谣传之后，国际媒体记者们这几天又进入了另一种忙碌。
他们现在忙的是对他们的观众、听众、读者分析、解说为什么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会出现军事政变的谣传，为什么这种谣传会让千百万中国人尖起耳朵倾听小道消息，瞪起眼睛搜索官方禁闻，为什么会让中国最高领导层寝食不安。
谣言或离谱，紧张很真实
中国很大，很复杂。中国不但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拥有错综如蛛网、保密如罐头、偶尔露峥嵘的政治。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前重庆市委薄熙来的突然遭解职及其在公众场合的消失，以及北京政变谣传的出现，充分地展示了中国政治的厚密难测。
如何用七八百或千把字的有限篇幅大致不差地把中国的大致面貌、尤其是把过去一个多星期来跌宕起伏得令人头晕目眩的中国政情对不熟悉中国或中国政治的读者说个清楚，这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个超严峻的挑战，美国西部大报《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巴巴拉·德米克在星期四发表的报导中进行了奋力拼搏的尝试。她的报导的题目是，“中国的政变谣传或许荒唐离谱，但紧张的形势却实实在在。”她的报导的头两段是：
“上个星期中共一位很有权力的市委书记被解职，其余震依然在摇撼中国。这种余震将一种动荡的成分注入了中国政府先前期望大力展示的政治稳定之中。
“本星期，中国国营媒体报导说，来自司法公安部门的3300名中共党员干部将被送到北京接受意识形态再培训。这一命令本身就够不同寻常的了。但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一官方报导没有提中国主管司法公安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召集这次培训会的就是政法委。”
中共高层骑虎难下
德米克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上个星期四被解职之后北京所呈现出来的紧张气氛，但她首先点出了当今中共最高领导班子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公安司法部门总管周永康。
中国太复杂，中国政治太复杂。即使是薄熙来这一件事，说起来也是头绪繁多。在这里，我们只好借用中国传统说书人的传统说法，“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先说薄熙来，再说周永康。
却说北京（以及当今中国）目前的紧张气氛的来源是薄熙来被突然解职的事件。薄熙来不就是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吗。就算是他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北京又有什么好紧张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又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显然，这些问题是报导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挑战，不得不跨越的又一道高坎。在星期五发表的报导中，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试图通过描写北京的街景，让自己的读者明白中国最高领导层为什么在解除薄熙来职务之后如此紧张。
吉密欧首先讲述了薄熙来在被解职之后立即销声匿迹，他试图到薄熙来在北京的住所探访、采访薄熙来或其家人，结果吃了看守住所的军人或武警不客气的闭门羹。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在薄熙来住所附近试图与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攀谈：
“在被问到他如何看薄熙来住在这样一个大豪宅里、周围却是相对破烂的住房的时候，这位工人说，薄熙来作为一个中共高干，中共元老、毛泽东闹革命时的同事薄一波的儿子，有权住这样的房子。
“他说，‘在重庆他做了不少好事，尤其是打黑。’
“中共所面临的挑战就在这里。在多年来的宣传把薄熙来描绘为一个打击犯罪、不说废话、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之后，中共如今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要被解除职务，而且可能已被拘禁。
“自中国皇朝时代以来，尤其是自共产党王朝建立以来，中国政坛时常出现达官贵人今天被捧上天、明天给摔下地的例子。不过，中国已经至少有20年没有见到薄熙来级别的官员遭到如此清洗的事情了。”
中共的震耳欲聋的沉默
英语里有所谓的“震耳欲聋的沉默”(deafening silence）的说法。薄熙来被解职以及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情的发展，给这种所谓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
在薄熙来被解职（官方的说法是“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一个多星期过后，中国官方还是迟迟没有拿出一个解释，对中国公众说明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必要如此不留情面地将他解职。
但是，薄熙来在中国国内的左派和毛派支持者在他被解职消息宣布的第二天抢先提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这就是薄熙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将他如此解职实际上等于是“反革命政变。”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语境中，“反革命政变”这种说法相当于号召中国人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左派和毛派所崇拜的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在1965年明确表示，假如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他期望并向相信中国人民和军队会重新进行武装斗争。
毫无疑问，中国当局负责媒体控制的当局明白这种说法的严重性。因此，给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提供讲坛的网络电视节目据报导被随即叫停。
然而，中共高层对薄熙来为什么被解职一事所保持的震耳欲聋的沉默依然在继续。这种沉默明显地让通常总是跟中共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感到难受和心慌。
于是，《环球时报》星期四做了一件非同寻常、非同小可的事情，这就是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庆调整后的中国社会理性”的社论，对党中央在关键时刻的长时间失声沉默提出了正面的进谏，间接的批评、直接的抱怨：
“实际上全社会都在等待党中央的进一步权威声音。...我们也希望一些结论的形成能更快些。权威声音来得越快，社会就越清晰，公众也越踏实。在一些时候，速度的意义远远超过速度本身。”
显然，《环球时报》认为，中共党中央的动作太慢了，慢得不可理喻，慢得让全社会感到焦急，焦躁，困惑，悬心。
中共当局的紧张忙碌
在《环球时报》社论的写手看来，中共党中央的动作或许太慢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共党中央的动作也是飞快的。
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星期五发表报导说，中共中央在薄熙来被解职的第二天就采取了大行动。该报导的题目是：“中国当局指令加强网络舆论监控，严控重庆事件信息。”报导说：
“本报获悉，中共向党内各部门发出6条内部通知，要求对领导层保持忠诚。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事件导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中共党内发生的动摇和反弹扩散。这一不同寻常的指令是就此而发的。指令还要求加强网络舆论监控。”
《朝日新闻》在这里所说的是被泄漏出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发出的“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该通报解释了王立军进入美国总领馆试图寻求庇护的原因（他担心在薄熙来手下有生命危险），并说（中共）中央要求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要力办六件事情，其中之一是：
“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新闻舆论单位要自觉遵守新闻宣传纪律，严格按中央统一口径报导有关消息。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封堵和删除造谣、抹黑和煽动性信息。适时释放正面信息。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要加强监听检查，严防境外反动出版物流入境内。”
“文革”的气氛再降临
3月13日，在中国人大年会闭幕时的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以严厉的措辞不点名地批评了先前被广泛认为大有可能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从而揭开了接下来一个星期跌宕起伏的中国政治剧的序幕。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到，要警惕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大浩劫的“文革”卷土重来。
然而，过去一个星期的事态发展，让经历过“文革”（其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文革”依然有记忆的人恍如重返“文革”氛围之中。
中国的公众和国际媒体又像“文革”时期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仔细关注官方新闻当中究竟出现了哪些领导人的名字或画面，哪些领导人没有出现，并由此猜测那些没有出现的领导人是否遇到了政治麻烦，遇到了什么样的、多大的政治麻烦。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安司法总管周永康如今就受到了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的如此这般的关注。在本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周永康在薄熙来被解职之前的几天，还高调表示赞扬和支持薄熙来。
再说周永康
星期四，中国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政法部门总管周永康难以解释地没有出席，立即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的注意，因为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有谣传说，被认为是薄熙来亲密盟友的周永康在北京策动了针对中共最高层一些领导人的政变。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发出电讯说，“周永康致信（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对当前政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新华社这则电讯出现的时机，导致许多人认为它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反倒暗示周永康很可能出了问题。
在言论出版不自由的中国、有关高层政治的新闻受到严密控制。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这类消息不能进行任何报导。于是，有关的揣测传闻满天飞，在互联网上四处窜，如
“自本周一晚传中南海‘政变’后，周永康一直没有在媒体亮相，而政治局九常委中，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和李长春已相继亮相，另贾庆林、吴邦国、贺国强未现身。”
这样的传闻及其所陈述或暗示的道理非常符合中国国情，但显然也有很多问题，其中包括逻辑问题。例如，贺国强被普遍认为是现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同盟。贺国强没有亮相说明了什么，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