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中国硬着陆和人才资产危机(图)
人才资产是指可用以创造经济价值的竞争力，知识和性格的有效组合即能力。人才拥有的技能/知识按照IBM的《软性制造》总共分成三个等级：Know-What具有知识，Know-How能够执行，Know-Why权威者领导者。拥有后两种级别的知识/技能是把知识变成知识经济的关键。按照这个严格定义，中国是个人才资产极为贫乏的国家。由于僵化的教育体制与企业需求的脱节，我们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绝大部分都是Know-What的人才。
08年底我回国求职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就是最好找的工作就是销售工作，什么专业背景的人都有，甚至包括含金量相当高的专业（比如我的经济学），因为他们不具备Know-How和Know-Why的技能，找不到本专业的工作，大浪淘沙之下都来销售领域混饭吃，销售这碗饭混久了，本专业就完全成了前世的记忆，今世再也无缘了。
这是个悲哀的现象，是大学生的悲哀，本以为可以成为金领银领，却由于不具备Know-How和Know-Why的技能，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里大浪淘沙的作蚁族。大学生本可成为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中流砥柱，拉近日渐悬殊的贫富差距，为中国经济向内需型转变提供动力。这也是未来有希望成为中国自己的IBM的企业的悲哀，因为他们想搞知识经济，却招不到支撑知识经济的人才。
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奇迹是硬资产（规模，资金，设备，品牌，商业模式）的奇迹，而不是人才资产的奇迹。“人”长期以来只是硬资产的配件，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要有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资本就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需要对人才投入多少。”这种“重物轻人”的经济在人口红利，货币超发，外贸强劲的过去二十年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然后时至今日，人口红利时代正在走向刘易斯拐点，中国已开始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按现有模式中国经济将难以为继。廉价劳动力的派对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这恐怕是许多企业家始料未及的。
中国经济必须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模式的转型，中国企业的增长引擎必须完成从硬资产到软资产（人才资产）的转变。中国企业必须加大研发方面的投入，提高创新方面的竞争力；或者提高市场营销方面的投入，提高品牌方面的竞争力；否则在全球产业链的下游逐步由人口红利依然旺盛的印度越南等国接盘的大趋势下，中国企业将丧失自己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转型的好，中国要么成为世界产品创新的领导者，要么成为世界品牌的缔造者，如果两者都做到中国就会成为全球经济领袖，如果两者都做不到中国经济将难逃盛极而衰的命运。在中国抢占研发以及市场营销全球制高点的这个大转折当中人才资产储备将是重中之重。
而我们转型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太多。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中国，印度及全球人才短缺报告》，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会持续增长到2015年，达到9亿9千8百万，之后将逐年萎缩。印度的劳动力人口将会一直增长到2040年，达到11亿。中国企业的劳动力相对优势将逐渐被印度，越南等国取代，中国经济必须升级，要不然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将有硬着陆的风险。
不错，中国是人口大国，大学毕业生年产量全球第一，可如果这样你就认为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可以轻松应战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还远远生产不出足够满足企业升级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中国还远远不是人才大国。根据麦肯锡的《新兴市场人才报告》中国工程和金融方面的毕业生只有10%左右具备全球化企业的雇用价值。中国大学生往往拥有过度的理论知识（Know-What)而缺乏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Know-How和Know-Why)，死记硬背没有操作经验的人不被雇主看好。中国本土的MBA毕业生只有少于20%的能够胜任管理工作。这种人才资产的极度短缺将严重阻碍中国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这里举IT外包服务业为例：中国大学每年只能生产16万能够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作的技术人员，90%左右的工程系毕业生由于英语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的欠缺而无法有效的提供跨国IT服务。在人才短缺约束下，中国IT服务业总收入中高附加值的跨国服务收入只占10%，而印度的这个比例是75%，而且中国的跨国IT服务中65%来源于附加值较低的日本，不像印度那样对高附加值的欧美市场具有垄断地位。根据毕马威的《中国全球IT服务外包报告》，2012年全球IT服务外包行业总收入将突破一万亿美元。而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里中国所占份额只有区区10%，印度所占份额已突破55%。中国企业必须争取和培养好本国的人才资产，要不然失去的将不只是全球市场份额，甚至是本国的生存空间。比如印度的IT外包服务巨头infosys就声称未来5年将在中国雇佣6000人。
如今过多的中国企业把盈利杠杆建立在资本，品牌和关系之上，人才在盈利驱动中的地位是若有若无的。由于热钱涌入和货币超发，中国的资本长期以来都很便宜，企业通过资本运作和资产投资就可以大发其财。而关于透支品牌杠杆则有我自身的例子为明证：我曾和我之前雇主的某位董事提到过，学校不应该只把钱投在买地盖新楼买新设备上，应该提高教师的待遇，给老师以奋斗的希望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但却被告知学校名气很大，有我没我都会运转良好的话。而关于透支关系杠杆，在中国由于许多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处于国家垄断之下以及公权力的寻租，导致企业往往可以通过关系投资而获丰厚利润。凡此种种，加之中国企业对短期利润的重视和人才资产投资的长期性，导致了今日中国人才环境的恶劣和优质人才资产的严重匮乏。眼下廉价劳力支撑的中国制造已成强如之末，没有人才资产支撑的中国只能空谈转型，前途堪忧。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必须对过度由资本，品牌，关系和剥削驱动的商业模式进行重新思考，给予人才资产经营在商业模式中应有的地位，而这将是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链中突围的唯一道路。没有人才，在流动性过剩的中国，资本只能远离实业，涌入期货，房产等投机领域，导致中国经济的严重杠杆化和泡沫化，最后只能陷入困境。
如果中国能够突破人才资产上的瓶颈，其意义将远远大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人才资产的突破将创造出一个数量可观的中产阶层，成为缓和贫富差距拉动内需的捷径。在内需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好歹过多依赖于欧美市场消费“中国制造”的胃口好坏。欧美目前的经济金融危机也就成了“中国制造”的危机。而且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内需的发力。外需萎缩内需接盘乏力的“中国制造”不陷入困境那才是怪事。
我对中国的贫富差距的判断绝非危言耸听：根据科学出版社日前出版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到今天超过了0.5，远远超过了社会容忍警戒线的0.4。贫富差距会影响货币的流动速度和乘数效应，说白了贫富差距过大就会遏制国家财富增长对国内广义需求增加的拉动及渗透效应。
现在通过对收入再分配环节大动干戈来烫平收入不平衡的表面，会伤筋动骨到很多既得利益的经济链条，阻力巨大，社会成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很高。而如果分配的不是既得利益的银行户头，而是知识/技能，打造人才资产，则不存在既得利益的阻力，也不存在巨大的社会成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实乃“拨一两而动千斤”的“民富国强”之捷径。
人才资产也是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最强有力的杠杆，资本将无需严重依赖金融杠杆。企业对公权力寻租的需求也将大大降低，因为公权力可以对资金等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不合理分配，可以对规模，品牌，商业模式进行严重扭曲，但人才资产的优势确是难以抹杀和强制分配的。把企业发展的杠杆建立在人才资产之上，不但别的企业难以复制，而且还将打造出一个在经济繁荣经济危机当中都披荆斩棘风雨无阻的商业模式。
人口红利逐渐曲终人散，刘易斯拐点之际，失去方向的中国经济或将硬着陆，大力发展人才资产实现中产阶级和内需的井喷式增长，将是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软着陆最漂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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