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移河造田”往事与红五类的恶报(图)
毛中国的“移河造田”往事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也是全国大兴“移河造田”工程的时期。
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后代因为肚子很难吃饱的缘故，“记忆力”普遍早熟。本人对四岁以后亲历亲见的旧事基本上能够如数家珍，因此整个七十年代的社会现实依旧历历在目。
毛中国的水利工程不仅仅是修水库挖渠道建水电站，还有形形色色的“移河造田”工程。
七十年代修建大型水库的高潮已过，“移河造田”成为那个时代的“水利主旋律”。
本人印象最深的是“移河造田”场景。
“移河造田”的总体后果是弊大于利（作者博客图片）
一条自然河流的走向通常是由弯弯曲曲的河道、宽阔的河床、深潭和河湾组成。
对于那些非主航道的多数自然河流来说，弯弯曲曲的河道虽然在汛期容易造成泄洪不畅，但却能方便灌溉更多的农田。
中国是一个水流资源匮乏的国家，旱灾造成的破坏比水灾更严重。对于一个严重依赖灌溉的农业国来说，河道的适度弯曲显然利大于弊。
宽阔的河床虽然侵占了农田面积，但在汛期能储蓄更多的水量，减少对长江等主河道的防洪压力。河床储积的大量河沙则是取之不尽的宝贵建筑材料。
深潭与河湾则长年储蓄大量的河水，是河流两岸农田旱季灌溉的生命水源。
所以多数自然河流是不能盲目“裁弯取直”的。
可七十年代大规模的“移河造田”工程主要是“裁弯取直”？
对自然河流的“裁弯取直”虽然能把河床改造成“农田”，但却减少了河道的流域面积，消灭了方便旱季农田灌溉的深潭、河湾，大大削减了自然河流的抗旱功能。对于一个严重依赖灌溉的农业国来说，后遗症是灾难性的。
就是那些改造成“农田”的河床，后来证明也是得不偿失的。大面积河床消失后，建筑急需的大量河沙也随之消失。“改革开放”中国步入城市建设高潮时，对河沙的需求成对数增长。如果七十年代那些自然河流没有“裁弯取直”，河沙应该能保证城市建设的大部分需求。近十年房地产建设证明，一条河床所储河沙的价值远远大于把这段河床改造成农田的收益。不少幸免于七十年代“移河造田”工程的自然河流，河床储积的河沙就使不少附近的村民致富。
至于“移河造田”对河流两岸的生态造成的破坏更是灾难性和不可逆的，尤其是河流淡水鱼资源损失惊人。自然河流的深潭河湾是河流淡水鱼的“家园”，这些“家园”在“移河造田”工程中几乎全部消失，河流淡水鱼资源也随之不可逆消失。
所以“裁弯取直”的“移河造田”工程大大削弱了自然河流的蓄洪抗旱功能，总体后果是弊大于利。
近二十年百年未遇的旱灾和长江大洪水，七十年代致力于“裁弯取直”的“移河造田”工程应该难辞其咎。可多数国民却认为是改革开放中国没有象毛中国那样大兴水利造成的？
“历史真相”有时很害羞，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多数人“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于展示相反的“假象”。
西方文明发达国家的水利设施比我们先进得多，可有哪个国家对大量非主航道自然河流“裁弯取直”的？
一个也没有！
可七十年代“移河造田”工程的主要目标居然是“裁弯取直”？
为什么多选择弊大于利的“裁弯取直”呢？
一样是官僚专制体制下“假、大、空”形式主义结出的苦果。
当把一条弯弯曲曲的自然河流“裁弯取直”后，一条“直直的河道”和成片的“新造农田”造成的“美观一致”视觉效应远远大于自然河流本身。
在一个高呼“人定胜天”的“不讲科学”年代，视觉上的“美观一致”是压倒一切的，也是最能体现“政迹”的官场手段。
故乡村头的那条河流是流经本乡镇的最大一条河流，在七十年代初期有大片明亮的沙滩和很多鱼儿跳跃的河湾深潭。在那个多数人长年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每逢家里来了客人，没钱没票买肉食，我们小孩就去深潭里扎几个猛子，多半能摸到几条活蹦乱跳的鲜鱼，端上餐桌后也能在客人面前勉强遮掩不体面的饥寒。
童年的我曾在一个盛夏的午后一人去河湾里戏水，向前扑腾时不经意落入了没过头顶的深潭。我一人在深潭里挣扎跳跃，最后居然跳到了浅水处，拣回到一条命。我自此相信上天确实在冥冥之中保佑每一个生灵。
可这条河流在1976年被“裁弯取直”“移河造田”了。
“裁弯取直”后的故乡河流没有鱼可捉，没有小孩玩耍的沙滩；也没有可供夏天游泳戏水的河湾深潭；只有少量供“电瓶捕鱼者”“电击”的小鱼小虾。
直直的河道在雨季到来时波涛汹涌，因为没有河床的缓冲与河湾深潭的蓄能，对河岸的冲击力很大。西侧的乡村公路在改河前一直没有溃决过；可在“改河”后居然被汛期河水冲断过N次。
到了农作物急需灌溉的旱季，抽水机又很难从河道里抽出水来。
童年的我不但亲眼见证了整个家乡河流的“移河造田”工程，还在工地上亲自铲了几天土。
那一年的冬天，我们家不足15平方米的堂屋住进了10名外乡来的民工，晚上把稻草铺在地上，每人摊开各自的铺盖睡觉，白天则卷起铺盖收拢稻草腾出空地坐下吃饭。
每个民工每餐的伙食定量是一个用大木头蒸笼蒸熟的饭钵，一半是稻米一半是红苕。没有菜没有油，少数几个有干部背景的特权民工自带了少量咸菜。在体力劳动繁重衣不弊体的严寒冬天，在没有菜没有油的情况下，那样的饭钵一个民工能吃好几个，所以绝大多数民工都吃不饱。
今天再好的红苕我也一口不吃，可童年岁月红苕在我眼中可是美味佳肴，白米饭则可望不可及。每逢民工开饭的时间，我就凑在他们身前转悠，碰上好心人能从口里省下一小块红苕递到我手心。每逢此刻，我就像中了大彩似的捧着红苕躲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偷偷享受。千万不能让父母看到，否则会挨打的；也不能让兄弟姐妹和村里其余小孩看到，否则会去父母那里告状或被抢走。
所以我们小孩那时一到冬季就像“过节”一样，热切盼望有外来民工住到自己家里，住进来的人越多越好，那样被施舍小块红苕的机会也就多一些。
冬天天亮得晚，山村六点半依旧繁星满天，可工地每天早上四点半就吹响了起床号，五点钟每个民工都得准时赶到工地干活。迟到者要受到无法忍受的体罚和羞辱。
因为离工地较近的缘故，我们小孩经常去工地玩耍，经常看到体罚羞辱迟到者或得罪了领导民工的场景。
我的老家七十年代的冬天特别寒冷，河面上都结上了厚厚的冰，小孩不但可以在河面滑冰，还可以玩赛板车游戏。
严冬对民工最经常的处罚是选择一个冰层较厚的河面，命令迟到者自已用石头砸开冰层，然后脱下鞋子光脚站到冰水里。通常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以上。
一个饥肠漉漉衣不弊体的血肉之躯于北风呼啸的严寒冬天光足在冰河里连续站上两个小时以上是什么滋味？想像不出来的可在冬天亲自体验一下，注意要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
养尊处优的年轻毛左如果享受上面的“幸福生活”，多数应该挺不过去。
可那时被处罚的民工多数居然还挺过来了？
少数挺不过来者自然加上了一条罪名：“罪有应得！”
光足站完冰河还不算完，处罚者在结束肉体折磨后，每人脖子上还要挂上一块写上自己姓名并打上红叉（毛中国被枪毙的代号）的木板去工地上游行，边走边高呼臭骂自己的口号：“我叫某某，大家莫学我一样，我迟到了，我是大坏人，是乌龟王八蛋！”
童年的我亲自去改河工地上铲过几天土并非白日说梦。
家乡的河流花了整整三个冬天才改造完工。1976年冬天我刚满十一岁，在村办中学（文革后期各村都开设初中，少数还有高中）读初一。那时的山区初中生很少坐在教育里上课，多数时间都是去田间支农或上山砍柴。
象“移河造田”这样的“政治工程”，我们初中生自然要参予其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班学生在改河工地上结结实实地劳动了一周，派给我的工作是用铁锹往板车里铲土，年级大个子高的同学则负责拉板车。我们和成年民工唯一的区别是没有享受“光足站冰河”的处罚。被党定性的所谓“黑五类”尤其是右派知识分子在水利工地的人身安全和尊严则无任何保障。
被派去挖河道的民工多是六十岁以下的壮年，可在腊月初的某一天，我们村居然住进了三个七十或八十多岁的老太婆？三人白发苍苍，柱着拐棍，小脚走路一蹶一拐，一阵风就能把她们刮走。可三人居然被工作组抓来挖河道？因为她们的家庭成分高，一个是“地主婆”，两个是右派“臭老九”……
这三个老太婆后来在工地上是死是活我就没有留意到。童年的我是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宣教环境下长大的，对三个连路都走不稳的老太婆不但没丝毫同情心，相反当成“阶级敌人”满腔仇恨，幼小的心灵不但不在意她们的死活；还恨不能亲手把三人打死。
住在我们家的还有两个“地主崽子”，一对年轻兄妹。我极端憎恨那个小伙子，经常无缘无故地恶言咒骂他，就因为他是地主出身。但我却特别喜欢地主小伙子的妹妹，因为她长得特别漂亮性格也特温顺，从小就有点“好色”的我就因此犯了“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时不时就凑到漂亮妹妹身边要她讲故事，她也基本上有求必应。
可漂亮妹妹有天差一点死了？
有一天，地主小伙子不知啥缘故与负责为民工烧饭的“伙夫头”发生了口角。那年月的水利工地伙夫是最令人羡慕的差事，不但工作轻松能吃饱饭，还能避免风寒侵袭，所以都是出身过硬和领导有关系的特权民工充任。地主小伙子得罪了有特权背景的伙夫头可不是好玩的！尽管伙夫头五十来岁，地主小伙子才十七八岁，论气力后者可把前者抓起来扔出去，可结果却是伙夫老头冲上前去重重煽了地主小伙子几个耳光，小伙子却不敢回击一下。
漂亮妹妹看到哥哥被打得晕头转向，就走上前把哥哥拉开，导致伙夫头挥出的下一掌落了空。伙夫头恼羞成怒，重重一掌打在漂亮妹妹的脸上，然后污言秽语谩骂漂亮妹妹的隐私处……
伙夫头和漂亮妹妹同村同宗，在辈份上是漂亮妹妹的叔叔，就象邓玉娇事件中的“强奸未遂犯”邓贵大是被强暴者的叔叔一样。
漂亮妹妹哭了个喉哽气咽，然后一头撞在墙上昏死过去。看到漂亮姑娘倒在血泊中，我幼小的心灵也压不下涌上来的一口恶气，暗下决心要给伙夫头一点颜色看看。
伙夫头每天晚饭后都要去村旁山坡上的柴堆上拿柴伙。第二天晚上，我邀了几个出身好的小伙伴，每人准备好一根棍棒埋伏在柴堆后面。等伙夫头走近时，我们一涌而上，棍棒雨点般地落在他头上。
伙夫头像杀猪一样嚎叫起来，随后也昏死过去。我们把预先准备好的一袋猪粪泼在他身上，然后一溜烟躲到附近的树林里去了……
“红五类”的后代居然为了给一个地主姑娘出气暴力袭击另一个“红五类”（伙夫头是八代贫农，属红五类出身），奇怪的是事后我们不但不后悔，还当成英雄事迹到处宣扬，招来不少小伙伴的高度羡慕。
第二年夏天，“伙夫头”因为在本村强奸同姓同宗的幼女被另一个贫下中农告发，戴上手铐锒铛进了监狱，老婆抛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一个走村串户的货郎私奔了，直到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仍无人知道她的下落。
四个孩子自此成了孤儿，伙夫头在监狱里呆了七年才出来，第二年就得癌症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