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春节的吃和穿

文革时的春节，和饥饿相联系，和贫穷相联系。

1、馒头和饺子

那个时候，我们生产队每年每人分80斤小麦，按照9折的出面率，也只有72斤白面。内年12个月，每个月平均每人六斤白面。还没有过去秋天，家里就没有小麦和白面了。

俗话说：谁过年能不吃一顿白面饺子。就是文革时代，过年也要为一顿白面饺子而奋斗。我们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那太遥远了，而为白面饺子而奋斗，却很近也很实在。

腊月26左右，生产队开始借储备粮。不论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每人都是10斤小麦，用来解决大年初一的白面饺子问题。我们一家九口人，就是90斤小麦。文革期间，农村基本是原始时代，除了每家一个广播，播放中央的声音外，根本看不见一点现代化的东西。每一家的小麦都要在村子里的水磨磨坊里磨成面粉。

我们家90斤小麦，可以再磨坊磨，但是有的光身汉仅有10斤小麦，在石磨上根本没有办法磨。就搭在我们家里一起磨，最后给他八斤半白面。

白面就是我们的老天爷，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文革时代的腊月，天大地大，也没有白面的恩情大。我们的白面除了包大年初一的饺子之外，就是蒸一锅白面馒头。有几个豆包，有几个菜包。除夕下午蒸馒头的时候，孩子们都不出去，围在锅台跟前，等待白面馒头出锅之后，吃一个白面馒头。孩子们过年可以吃两个白面馒头，一个是馒头刚出锅的时候，一个是初一上午，母亲给每一个孩子一个白面馒头。其它的装在一个箩头里，我伯把这些比生命还金贵的白面馒头挂在屋子的檩条上，来客的时候，搬梯子取出几个招待客人。

父母把白面馒头挂得那样高，像是大树顶上的一个红色柿子，专门惹的我们羡慕。但是我是男的，我还是经常偷吃檩条上的白面馒头。在家里有一个旧社会留下的半圆的桌子，桌子上放了一个箱子，我有把椅子放到箱子上，拿起一个木棍，在木棍的顶端绑上一根铁丝，在铁丝的头上磨出一个尖头，在箩头里扎出一个馒头，装进口袋里，跑到后边的山岗上一个人对着蓝天白云大吃起来。

从9岁开始头白面馒头，一直偷到13岁被父亲发现，狠狠地揍了一顿，才算结束了偷白面馒头的历史。伯说：你以为我以前没看见，我都看见了。只是觉得大人没有本事让你们吃白面馒头，不好意思揍你而已，你现在13岁了，还偷，不是照着挨揍啊。那次挨打之后，就不再偷了，文革也快结束了。

大年初一的饺子是可以撑开肚子吃的，有几个包着五分钱的饺子，谁吃出来五分钱就归谁，可以不上交。那个时候，压岁钱是一毛，吃出五分钱就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2、猪肉和猪油

文革时代猪肉是奢侈品，就像茅台是今天的奢侈品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基本是除夕上午吃一顿猪肉，要想再吃就要等下一年除夕了。

我们家在农村还是好一点的，是保证年年除夕都能够吃上猪肉的，年年大年初一都能吃上一顿大肉饺子的。因为我们有几家亲戚在过年时给我们资助---我大姑在清华大学党办，我的叔父在河南鹤壁煤矿当电工，还有两个姑姑分别在医院和当老师。农村说：有三家好亲戚不算穷人，我们就属于这个行列的人家。

腊月二十几，大姑从北京邮寄回来15元，叔父从鹤壁邮寄回来10元。25元，是多么大一个数字啊。其中要割十几斤猪肉，特别要选肥的地方，以便炼猪肉。在文革的年代，谁的碗里放一滴猪油，全村子几乎都能闻到猪肉的香味，因为一个村子都处于馋猫状态。

除夕上午，我们要炼猪油。肥肉放在锅里化为猪肉的过程，简直就是鼻子享受世界的过程。全世界的香味在那个时候，都集中在我们的厨房里。我们几个孩子都不出去，围着锅台等待猪油炼好之后的油渣，渴望母亲给我们几个，特别是给我们一块没有炼尽猪油的油渣，真的是很香很香。

炼出的猪肉，要装在一个瓷盆里，大概是3斤左右，要管我们一家人吃到下一个除夕。大概是1974年，我们装猪油的盆子烂了，补锅的人在底部用锡补了一个节巴继续用。除夕炼好的猪肉刚刚倒进瓷盆里，咆的一声，盆子焊接的地方的锡融化了，猪肉油全部流到了地上。母亲竟然师生痛哭起来，嘴里说道：这一年，我们吃什么油啊？

炼油剩下的猪肉，要剁饺子馅，还要煮一锅萝卜菜，还要留下一些过年来的亲戚吃。只有大年三十上午，萝卜菜里有几块子猪肉和豆腐。我伯总是在除夕上午说：你们放开肚子吃吧，今天上午的大肉萝卜菜管你们吃撑。少年时代的除夕上午，我都要吃下三碗米饭和大肉萝卜菜，成为一年吃饱的里程碑。

剩下的几块猪肉，也被伯放在箩头里，等待过年待客。

3、红糖和果包

文革期间，人们走亲戚都要拿一斤红糖和一个果子包。红糖是草纸包的，果子也是草纸包的。

草纸包的糖包很楞正，很好看，但是红糖是不然孩子们吃的，果子也是不让孩子们吃的。放在哪儿走亲戚用。

红糖和果子放在一个箱子里，我总是经常的在草纸包的底部抠出一个洞，偷偷地捏出红糖来吃。有的时候一斤红糖被偷吃完了，草纸包还是原来的样子放在箱子里。果子包也是如此，每年都要被我偷吃，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草纸包放在箱子里。

等到走亲戚的时候，母亲发现红糖包子是空的，果子包也是空的，就把我叫道屋子里，狠狠地打我的头。打过之后，母亲再把剩下的没有被偷吃的几个果子给我，她声音不大说：干脆把这几个也吃了吧。

文革期间记忆最深的是，我四姑在大连一所师范教书，回家的时候给我们拿了苹果，每人一个。那是我们第一次吃苹果，香味至今犹留口腔。

4、土布内衣和列宁袄子

文革时期，生产队分的棉花，被母亲纺成线，用织布机织成土布。

进入腊月，母亲把一些土布染成黑色缝袄子，没有染的土布缝成内衣。土布虽然是白的，但是微微发黄，但是总算是新衣服，也算是过了年。

我穿的袄子是姐姐退下来的，是一个列宁服女式的袄子。

男式列宁服，上面的口袋是直的，女式的列宁服，上面的口袋是斜的，下面的两个口袋也是斜的。

开始不想穿这样的袄子，当时由于冷，还是穿上了。一年冬天只有这一件袄子，从来就没有换过，肩膀上沾满了头油，变成了黄色。除夕夜里，母亲让我早点睡觉，把袄子脱下来，用一个刷子蘸上肥皂水刷去头油，在火盆上烤干。大年初一，穿女式袄子的时候，发现肩膀上干净了许多。但是刷过几年之后，袄子肩膀的颜色就和原来的不一致。

父母在外工作的人，一般都会穿一件新袄子，或是在袄子上套一件新上衣。我们这些父母都是农民的人，就很少穿过新袄子，也没有穿过新上衣。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春天暖和的时候，母亲扒去袄子里的棉花，就成为春天的外套，穿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