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谈中国共产党(图)
赵紫阳前政治秘书鲍彤,承认该书的出版由他一手主持,因为这是赵紫阳“交给我的最后的任务”,也是“留给中国人民的遗产”。(GettyImages)
——答《动向》杂志记者问
问: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执政集团,眼下正在铺天盖地举行九十大庆,恐怕又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曾经在中共决策核心工作过,二十多年前六四事件又使你成为“党外人士”,请你谈谈你对中共的观察。
中共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
答:九十年从哪里谈起?就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开始吧!毛泽东这句话,说明中共是从俄国进口的,中国则具有接受的土壤。不过这句话也有毛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救苦救难的希望。马克思主义被毛泽东神化了。
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如饥如渴,个个雀跃,人人激动。没有那么回事。一般头脑清醒、行为持重的人,相当准确地称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敬而远之。马克思主义只对一些愤怒的年轻人有些吸引力,他们是少数勇敢分子,初次见面,就认为这是当代欧洲最革命最科学的思潮,不惜孤注一掷,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主义”上面。至于对那些有野心的政客来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又一块时髦的招牌罢了。
毛泽东喜欢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其实,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能打动毛的只有一条:“造反有理”。这是毛自己说的,我相信这是真话。但“造反有理”这个东西,说穿了,是中国的土产,《水浒传》里的好汉管它叫“替天行道”。
毛泽东有个毛病,把凡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古脑儿称为“马克思主义”。仿佛自己就是“马克思转世”!比方说,他自己实践了一辈子的公式:“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普遍地对的,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其实同样不必劳十月革命之驾,千里迢迢送过来,因为它与其说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如说是中国军阀主义的原则。从袁世凯到张勋,上溯到项羽、刘邦,问鼎逐鹿,成王败寇,这种东西,怎么是列宁送到中国来的?毛泽东嘴里的“马克思主义”,大抵如此。
我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读过几本马克思的书。反正给他印象最深的,无非就是造反啊、武装夺取政权啊之类。其它的东西,大概未必看,未必懂,未必喜欢。连毛泽东也不懂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产生作用?我看中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党,它是一个为权力而斗争的党。没有政权时,它最大的欲望是造反,不择手段,夺取权力;有了政权以后,它最大的欲望是维稳,不择手段,保住权力。毛泽东在“与人奋斗”之中,所以能够屡屡得手,靠的不是马克思。
日本侵略者是中共大救星!
问:毛泽东的共产党是靠什么上台的?
答:一靠日本侵略,二靠国民党不争气,三靠不择手段的纵横捭阖——这东西并不神秘,翻开通俗演义《东周列国志》之类,就有许多“超限”的“战略战术”。对毛泽东,勾心斗角比马克思的书实用得多。
党史把秋收起义、井冈山、中央苏区、长征神化了,其实那是从失败到失败的记录,没有多少值得载入史册的范例。秋收起义失败,才上井冈山;再失败,才转移到“中央苏区”;继续失败,只好长征。打土豪分田地的失败是必然的,跟梁山泊的必然失败一样。流亡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跟黄巢的必然失败一样。所以连毛泽东门下最忠诚最精明的林彪,也惶惶不知所措,内心深处充满了疑虑:“红旗能打多久?!”毛泽东自己也不知道,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套话,搪塞了事。读一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清楚了,这位导师在本文中所作的浪漫主义的预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一条也没有出现;倒是日本军国主义,却跑到中国来救了中国苏维埃主席毛泽东。
是的,毛泽东的第一个大救星不是别人,而是日本侵略者!如果日本不入侵,非法的山大王就永远走不出梁山泊,永远变不成合法的抗日军,只好逃来逃去当“流寇”。日本一入侵,“工农武装割据”的党军,就堂而皇之当了官兵,在华北和华东的大地上纵横驰骋,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仅全力保存自己,而且全力发展自己。所以毛泽东一见日本客人,就由衷地连连道谢。这不是笑话,不是客套,这是毛泽东的真心话。毛心里最清楚,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大的赢家是自己。日本输了,投降了。国民党阵亡了几百位将军,大伤元气,精疲力竭。共产党只牺牲了左权和彭雪枫两位,不到国民党的百分之一。毛泽东说,蒋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观战,最后抢下山来摘桃子。毛泽东是信口开河,撒谎。一个堂堂中共中央主席,靠造谣过日子,可见不是什么革命家,十足是个政客。
问题是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蒋介石挑了抗日的重担,但是解决不了自己的腐败问题。特别是日本投降后,他派人到沦陷区接受敌伪的“逆产”,发财的机会来了,发胜利财,发接收财,接受即劫收,蒋介石治国无方,纵容下属腐败,加以滥发钞票,物价飞涨,失掉了民心。其实,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今天共产党的腐败相比,小巫见大巫,差远了。
抗日战争结束,各种政治势力都出来发表自己的主张,显示自己的力量,群雄纷纷上台。毛泽东乘机统战,打出愿意继承孙中山衣钵,做出学习林肯和罗斯福的民主姿态,终于通吃一切,当了大救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功耶罪耶,都不必挂到马克思账上。
毛泽东这个政客,没有道德,食言而肥。白纸黑字的诺言,给中国以民主,给农民以土地,给知识分子以自由,让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好话说尽,一条也没有兑现。最后的结果,中国得到的是独裁,农民分到的耕地得而复失,知识分子得到的是不准开口,民族资本被消灭,代之而起的是权贵暴发户一个个白手起家。
毛泽东有一条,“土地改革”。搞倒是搞了,不过,一旦自己在中南海里坐稳了,下一步就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把土地夺回去,而且变本加厉,不管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叫大家统统沦为无地阶级。
毛泽东翻云覆雨害苦了农民
问:翻云覆雨的“土地改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答:起了欺骗作用,欺骗了农民。对农民是个骗局,农民得到的是零,被共产党耍了。但对共产党,起了天大的作用。第一,骗得了农民的拥护,从而打败了蒋介石,夺到了统治权。第二,通过斗争地主,在全国范围内显示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党的威风。第三,通过农民这个中介,顺顺当当,把全国的土地,第一步转化给农民,第二步转化给政府,从此归各级党委和大大小小干部支配。当时就如此,随着地价飞涨,土地越来越成为有权有势的人的摇钱树。所以闹到现在,围绕着城乡土地和房产的掠夺和反掠夺、侵权和维权,中国出现了无数惨绝人寰可歌可泣的群体事件。只要中国农民的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不解决,中国整个社会就势必继续动荡下去,不可能稳定。“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未之有也!”我相信孟夫子这句话中包含的真理。
问:毛泽东翻云覆雨,把全体农民害苦了。
答:是的。毛泽东不是农民的大救星,而是农民的大灾难。如果毛泽东就此住手,中国人也许还能少受一些苦。问题是毛泽东野心包天,非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不可。于是,大跃进,于是,饿死了几千万农民!于是,就有杀刘少奇等反对派以灭口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口号自始至终没有变化过:“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中国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沦为人间地狱的。所以,我完全赞成茅以轼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有人警告说,不得丑化党史……
答:不是别人要丑化共产党,是毛泽东自己丑化了自己。毛泽东已经把自己丑化到不能再丑的程度,谁还能使他更丑?大概是1980年前后吧,有一位美国科学家访问北京,这位老先生是华裔,邓小平一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啊呀老先生,我们党对不起老百姓啊,我们犯了罪啊!邓小平说得对。你想,共产党饿死了几千万农民,能对得起老百姓?你能昧着良心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你能说邓小平丑化了共产党?邓小平当时还有良心。至于他调集几十万国防军向老百姓开枪,那是后来的事。
胡锦涛远不如刘少奇、杨尚昆
问:反正只要讲党史,就绝对不能掩盖毛泽东饿死了几千万农民,绝对不能掩盖邓小平天安门屠杀。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是真实地反映了两代核心的本质的历史。这是中共的大事啊。
答:可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年的重要讲话里,严严密密回避了这两件大事,好像共产党没有饿死过农民,没有杀过老百姓。他没有勇气正视现实,因此就没有勇气正视历史。他远远不如刘少奇、杨尚昆。刘少奇有勇气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杨尚昆有勇气承认:天安门事件“是我们党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胡锦涛不敢,甚至在时过境迁几十年之后,他还不敢正视历史。
在九十周年大会上,他把中共的全部历史概括为“做了三件大事”,并且由此推出结论:“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他列举的事实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完成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未必是福。根据宪法,中国只有五年一次的选举是法定的;所谓“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没有法律根据,不足为训。
这种味同嚼蜡的讲话,照例都是“写作班子”拼凑出来,经过机械的程序通过,最后照本宣科,用以应时应景的,不一定代表得了有血有肉的总书记。不过,这篇讲话,起草得实在太糟糕,水平太低,不像话。
对中共要打破两个迷信
问:您认为对共产党的历史应该怎样概括?
答:我想首先应该打破两个迷信。
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只对共产党掌权不掌权有意义,对老百姓不见得有多大意义。曾经有人说,“建国有功。”这是一种不加分析的迷信。首先必须分析,这个“国”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然后再下结论。所以,不必急于给1949年评功摆好,称它为“解放”。如果她真的给人民带来了“解放”,当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如果她只给统治者带来了权力,老百姓就完全没有必要跟着兴奋。
经常有人条件反射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不符合历史。据我所知,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当时,联合国成立,中华民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是宋子文,董必武是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当时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几乎全部废除,唯有苏联例外。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肯定不是“站起来了”的标志。周恩来和莫洛托夫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有苏联管理中东路和它在新疆有采矿权的条款,肯定是新的不平等条约。所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是在1945年,而不是1949年,至于1949年和1950年,那是蒋委员长领导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毛主席又领导我们重新跪下去了。——请不要忘记,毛泽东自己本来也高呼过“蒋委员长万岁”;后来他也同意把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
对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问:这两个迷信,的确必须破除。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因为共产党不让他们知道。不过,我也想听听您对中共九十年的概括。
答:我没有资料更没有能力概括它的内在的本质,我只能归纳一些近在眼前的现象。我想简单说这么三点:
1,中共的历史,是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的历史。它的核心利益,是把统治国家支配一切的权力永远掌握在本党手里,正如2011年6月30日庆祝大会的主题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的政治伦理:“打天下,坐江山,打天下,坐江山……”谁打过天下,谁的子孙、亲友、关系户,就应该像八旗子弟享受战利品一样,世世代代坐江山;反之,凡是没有打过天下的中国人,都有原罪,必须被别人坐江山。
2,中共的路线,是辩证法的路线,否定之否定:合作,内战,再合作,再内战;把土地给农民,再夺走农民的土地;把人民的财产充公,再化国有为官有;制造冤假错案,在一定条件下平反,然后再斗争,再制造冤假错案,乐此不疲,不由自己,折腾来,再折腾去……
3,不断的斗争再斗争,斗死了几千万人,饿死了几千万人,打造出一种在本党领导下的举国体制,叫做“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凶是吉,国内外大家正在评价,也许不要太久,能够大体上达成共识。
一呼百应,无人负责的举国体制
问:好多人在谈“崛起”……
答:你是在讲经济起飞吧?要讲起飞,四小龙比大陆早,比大陆快,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普遍地而且远远地好过于大陆。如果把大陆起飞归功于中共,那么四小龙的起飞,应该早已证明他们的领导远远好过于中国共产党。
评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能忘记三个因素:第一,不要忘记中国的劳动力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的绝对冠军。第二,不要忘记毛泽东的大破坏。只是由于劳动者和经营者部分地挣脱了毛泽东的枷锁,中国经济才得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第三,不要忘记“中国模式”不仅能够集中力量办好事,也非常善于集中力量办坏事。在这里,别的我不再说了。它已经永远糟蹋了三峡,我不知道下一个受难的对象将是哪里。对这种心想事成,轻举妄动,一呼百应,无人负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我非常恐惧,不敢不担忧。
问:您对中共未来的领导人有什么希望?
答:我对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因此,我不敢偷懒,只要一息尚存,我会竭尽绵力,和全国同胞一起,向未来的领导人施加压力。我认为,向领导人施加压力是公民不可推诿的天职,歌功颂德无异于引诱他们堕落。一切领导人,只有在压力下,才能不懈怠,才能不腐败,才能有动力,才能有进步。如果连这样的常识也不懂,不宜于担当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