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从梁启超到韩寒
在没有思想自由的地方，任何能得以传播的思想火花，都可能刺激大众反叛的神经，引发共鸣的效应。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任何偶发或奇特的事件都可能使人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甚至全球名人。韩寒嘲讽时政的博客，由于其短小、幽默、通俗易懂而颇受大众欢迎，再加上小伙子长得很帅，还能赛车，于是更增加一层文章之外的、让年轻人喜爱的偶像魅力。韩寒以此魅力，发表带着当今年轻人话语风格的讽刺小品文，其所能发挥的风化专制的作用是独特的，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效果。
但遗憾的是，韩寒最近的三篇博客“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让人感到他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把名气当成了智慧。不客气地说，我看完之后，差点产生听Lady Gaga评论美国总统大选的感觉。这三篇文章的逻辑之“差”，思维方式之“俗”，文笔之“糙”，不亚于孔雀忽然把背后转给大家看了一下的效果。
其逻辑“差”在：他认为暴力革命不可行，但天鹅绒革命又没可能，所以革命是没有影的。虽然革命没有影，但民主还是需要的。虽说民主是需要的，但中国人的民主素质是没有的。虽说民主素质是没有的，但是自由还是应该有的。虽说自由是应该有，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是不想争取的。——如此这般逻辑，不正是韩寒应嘲讽的对象吗？
其思维方式“俗”在：流入“成龙一条虫”的套路：中国百姓不配民主。
其文笔“糙”在：没一个干净利索的句子，更不见任何昔日的小幽默，连年轻人的清新都不见了。看来真是逻辑一糊涂，文字就浆糊了。
很多人批韩寒，大概是因为接受不了忽然面对孔雀背后那实在不漂亮的一面。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发现那么年轻的韩寒，忽然穿上了从坟墓里挖出来的梁启超的马褂。这“马褂”其实一直被无数中国文人穿着，只不过套在被大众一直当作孔雀而喜爱的韩寒身上，刺眼的效果更强了些。
这马褂之所以值得谈，首先因为绝不止韩寒一个人穿；其次因为当年梁启超穿时还是新的，但今天它已腐烂不堪，很多人还得意地穿着，实在太难看。
在大清王朝晚期，梁启超到美国考察，看到旧金山的华人吵成一团、勾心斗角，也不关心美国政治，他悲哀地得出结论，华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中国万不可实行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中国人不配民主；更不能革命。革命会天下大乱，应该靠皇帝改革（开恩），等待从上至下的变化。但朝廷做的却是，杀掉谭嗣同等维新派六君子，改良被严酷镇压，最后激起革命，清王朝被推翻。
从清朝的覆灭可看出，革命不是“反对”就可以避免的，它是统治者拒绝政治改革、激化矛盾、官逼民反的结果。不仅中国的辛亥革命如此，近代人类的几场重要革命（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这种模式。它跟统治者的暴政有直接的关系。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大革命就是断头台”，它是路易王朝的巴士底狱的“塔楼”刺激出来的；“断头台”从地底冒出对“塔楼”说，我是你造成的血泪浇灌出来的。
所以穿马褂的人们说“革命未必是中国好的选择”没有意义。因为是否发生革命，取决于政权的腐败、残暴程度。一百多年前，那么领引全国思想风潮的梁启超的言论都没阻止得了中国革命，而如今，中共政权把既反对革命、更完全达不到梁启超当年在全国影响力的人们都关进监狱了；更何况统治者完全拒绝政治改革，上下官员普遍腐败，贫富差距巨大，社会严重不公。在这种国情下，每一天不满都在剧增，革命的岩浆在酝酿，火山完全可能爆发。
所以，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天鹅绒革命，都不是谁想阻止就阻止得了的。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加上中国的辛亥革命、共产革命，全部都是暴力革命。但为什么美国建立了真正的宪政民主，成为全世界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而发生在美国革命之后的法国、俄国、中国等的一系列革命，都建成了暴政呢？
这里的关键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革命。这个指导思想，才是能否建立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中国文人多少年来一直在探讨要不要“告别革命”的问题，完全是在一个错误的思路上。
美国和法、俄、中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指导美国革命的核心是“保护个人权利”，保护单数的man的个体权利。而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的两场革命，都强调的是国家强大、人民意愿（法国人把它称为“公意”——General Will），都高喊的是复数的men的群体权力。这一字之差，形成了两种相反的思路，相反的理论，相反的结果。
美国《独立宣言》强调人有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指个体，而不是群体或国家。随后制定的美国宪法，核心是限制政府权力。再后来的“权利法案”被列为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全部是确保个人的司法权。
而法国大革命则不同，虽也制定《人权宣言》，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等，但最后被加上一条“不可违背人民的意愿”，即“公意”。违背者就是“叛徒”，就是“人民的敌人”。那什么是“公意”？谁来确定“人民的敌人”？法国没有美国这种对个体权利的司法保障，结果谁拿到大权，谁就成为“公意”代表，谁就有权把“敌人”送上断头台。
后来列宁的俄国革命，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都是法国这种模式。而且列宁是清清楚楚地效仿，他曾说“法国大革命没有失败，只是没完成。”意思是由他的布尔什维克来完成。他们真的把法国大革命“完美化”了，断头台被扩展成俄国的古拉格（群岛），在毛泽东那里则成了一座座劳改营。
所以，暴政的罪魁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以“国家、人民、民族”这些理直气壮的群体主義名义，摧毁个体、剥夺个人权利的指导思想。这种思维至今在中国深入人心，这才是令人脊背冰凉的恐怖。
韩寒和无数中国文化人继承梁启超马褂的另一典型谬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差、无法实行民主。但乌坎村的百姓怎么可以实践民主了呢？在把党的村干部和警察都赶出去之后，他们不是自治得很好吗？难道乌坎村的百姓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劣质刁民”不一样，个个如韩寒之类“素质超群”？
诸此“中国民众素质太差”的言论，使我想起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接受一个电视采访上的谈话。因他主张国家最少干预的绝对自由经济，主持人问他，“面对那么多十分贪婪的人，国家不采取更多措施管制，怎么行呢？”弗里德曼笑着说，“当然，别人统统都是贪婪的，反正只有我们自己不贪婪。”台下观众哄堂大笑，都领会了他的意思。
从中国官方到文人群体，都是一个口径：中国人素质太差（潜台词，只有我一个素质高的）。韩寒举例说中国人开车不懂得关高照灯，素质太差。可他忘记了（还是没看见？），官员们则是可以随车带着警灯的，需要开路的时候，随时可把活动性警灯放到车顶，不必高照灯，一路畅通无阻。如此“权威”的“高素质”，老百姓怎么可以比？
中国老祖宗早就清楚：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中国的“上梁”都塌了，文化人们却抱怨百姓们顶不起“道德”大梁，素质太低下。当然啦，别人都差，唯有他们高。
他们大概也不否认，今天中国民众的素质比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末年也好不到那里去，道德水准可能更差。那按中国文人们的标准，再过一百年，中国人的素质也不配实践民主；而那些为金正日的死哭天抢地的北韩人，更应该统统都死在暴政的魔窟里得了，他们配民主吗？
中国官方和御用文人们，不是成天骂美国吗？有一点他们好像忽略了，在民主了二百多年之后，在几天前刚刚过去的圣诞节，美国不是还有好几个地方的民众抢商店吗？如此这般抢商店的“暴民”们，什么素质？怎么也可以实践民主呢？在中国还没听说有民众抢商店的西洋景呢。中国人怎么就不能民主？
中国文化人们，从梁启超到鲁迅到柏杨到今天的小偶像韩寒，都把矛头对准大众。事实上，大众从来都是被动的，他们是好制度的受益者，恶制度的牺牲品。而执政者和文化人们，才历来都是恶制度的创造者和维护者。百年过去，中国文化人之所以总能看见大众的“劣”，是因为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站在统治者的视角看问题，所以看不见、看不清早已腐烂透顶的“上梁”，而只看见一堆堆斜斜歪歪的下梁们。
这个以调侃当局而闻名的韩寒，今天不仅看问题的视角有所改变，而且说话的口吻也忽然从“嘲讽”变成了“祈求”。例如他说，“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一个敢站起来喊两嗓子、被众人鼓掌叫好的青年偶像，怎么忽地一下就把自己不当回事儿地“跪”下去了呢？这调子跟八九年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递状子性质完全一样。总而言之就是：请求、恳请、跪求。韩寒作文前大概太懒惰，他在“恳请”之前，没去谷歌搜一下，看人类历史上有没有跟暴君“求”来的自由。
如果说，韩寒那些讽刺小品文，起到了强化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情绪的话，那么和这“新三篇”所起到的凝固专制城墙的作用相比，真不知哪头力度更强。中国文化人的典型群体特色之一，就是不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所以经常是一手举矛，一手执盾。由于“盾”的背后是强大的政权，所以盾总能赢。
能引起中国一阵风潮的，从百年前错误思维的梁启超，到百年后混乱思维的韩寒；从能光明正大探讨（清王朝都比今天开明），到现在只能热讽冷嘲，一路退化至此，中国文化人还在高喊“不要革命”，中国人不配民主。其结果，无论主观愿望如何，都在客观上成为专制地基的一部分。（caochangqing.com）
——2012年1月3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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