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时代：工人自己谈判(图)

2010年5月份广州本田罢工

据中国《财新网》报道，11月末，中国首例没有任何官方参与的劳资纠纷谈判，于近期取得初步成功，西铁城产业链的冠星精密表链厂上千名员工获得了过去五年中加班补偿款中的第一期。

11月30日，为西铁城代加工的冠星精密表链厂上千名员工，获得了资方发放的过去五年每天40分钟加班补偿款的第一期；这也是近年无官方介入的集体谈判首次成功的案例。

冠星厂是西铁城在中国最大的表链代工厂，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黄埔第二工业村，年销售额约1亿元。早在10月17日开始，该厂工人为抗议资方由“计件制”改为“计时制”而罢工，后全厂约1200名工人声援，以静坐方式抗议。

11月6日，该厂10名工人代表、另有584名员工签名，委托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为他们与资方的谈判提供法律咨询，并在必要时代表员工与企业谈判交涉及签署谈判协议等。劳资双方后经两次正式谈判，11月19日，双方对谈判的会议备忘录做了确认和签署。

“带来劳资可持续性对话的前景”

另据本次劳方律师、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段毅告诉德国之声，在12月3日，厂方和工人代表共同组成了劳资关系委员会，其议事规则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如果有诉求可以通过该劳资委员会向资方提出并协议资方作出改进。

段毅也认为谈判的成功可能会带来劳资可持续对话前景，并且资方也看到，如果劳资问题只有政府介入，如果不能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即使压制住工人的诉求，问题还在且罢工还会再起。

段毅也表示中国目前打压劳工维权组织、及工人不能享有“结社权”及成立工会的背景下，作为律师事务所或可以向工人提供法律帮助及作谈判方法的培训等,第三方起到的只是助力，握住工人命运的永远是他们自己的一双手。

“应该建立集体谈判制度”

段毅已经关注劳工问题6年多，他认为在中国的工厂特别是制造业领域，应该建立集体谈判制度：“这个制度可能对未来的中国工业民主和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将形成一个很大的基础作用。”

段毅也特别强调集体谈判与中国既有的“集体协商”有很大的不同，集体协商是政策与资方之间进行，并不能真正了解和代表工人真正的诉求，中国的集体协商已经进行了20多年，并没有促成工厂中劳资对话平台的建立和行使：“在政府的强力介入下，老板的眼中只能看到政府而看不到工人，而这次谈判，工人通过自己的力量显示告诉老板‘我们也是生产要素’，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会在老板眼中慢慢显示，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由于政府的介入，这些始终没有显示出来，工人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让市场经济承认他们是生产要素而不是生产配属零件。”

“谈判的主体是工人”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创办人刘开明向德国之声介绍，象当前珠三角的罢工潮中，虽然劳资纠纷日益频繁，但大部分由官方强力介入甚至打压，所以大部分的事态被压制，而问题始终存在，象冠星厂目前无官介入谈判成功的案例，在目前少之又少。“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他们能够成功和律师的帮助有关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有了这种意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有专业人士来参与，工人们就会更清晰的知道应该得到什么？在哪些方面得到妥协？什么地方坚持？”

刘开明也认为在无官方集体谈判的案例中，尽管有律师介入，但工人依然是谈判的主体：“关于群体事件，外部只能以顾问的形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