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开会,晚上在房间写稿。偶一转身,看见了茶几上剩下的一只鸭梨。会议举办方每天早晨在房间放置三个水果,准时如仪。尽管此时没有吃的欲望,脑子里却有一个念头划过:吃掉吧,否则的话,明天就不会送来三个了。随即哑然失笑,此种心态,与自己正要开笔写的主题——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钱”中主角的心理,不正是同调吗?
政府并不抽象,它由与我们每个人一样的人组成,有欲望有自利心,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政府也不是天然的道德楷模,它会行善也能为恶。在没有有效约束的情况下,政府的行为更可能倾向于朝着自利、为恶的方向发展。其中道理,早被古今中外的智者洞悉,而我们也耳熟能详——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有此常识,对于最近爆出的政府部门“年底突击花钱”新闻,自然不会感到意外。何况新闻报道中要素齐备,有湖南商人陈荣在微博上爆料在先,随后有记者采访省文化厅财务负责人于后,坐实了起码省文化厅突击花钱之事属实。而在湖南个案之外,更有许多事例,证明年底突击花钱,在各级政府部门中并非鲜见。“年底突击花钱”也并非疑难杂症,对于其成因、解决之道,从专家到公众,从媒体到政府,都有非常丰富而具建设性的意见。其中,呼声最高也最熟悉的,是要求建立“阳光财政”,让财政报告全透明,形成以纳税人个人权利主张为模式的约束机制。
更有专家指出,在预算形成、执行和监督方面,可借鉴美国联邦财政所秉持的公开性原则。根据该国法律,预算过程的整个日程、行为主体、行为内容和行为都要明确公布,使公众可以了解预算过程的起始及相应的官方行为,并据此决定自己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这一原则的实行,将有效打破对预算案的保密习惯,让阳光财政落到实处。
想法都很好。问题只有一个——谁来做?政府自己吗?好像不可行。“三公”经费的公开,在中央政府部门这个层面都拖拖拉拉,还有一些部门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更有一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部门,其预算媒体连提都不能提。四川巴中白庙乡去年“裸晒”账本,一时成为新闻,可这么好的榜样,并没见各级政府积极跟进学习。相反,在阳光财政的道路上,退步的动力似乎更强大。2011年2月,曾经公开了114个部门的预算的广州,只有21个部门还在公开,其他的又回到老路上。
靠媒体的舆论压力怎么样?近年来媒体关于预算公开的报道不可谓不多,既有正面典型案例,又有国际先进经验介绍,真是苦口婆心,可惜收效不彰。“年底突击花钱”的新闻,似乎成为每年年底的保留节目,眼看已经失去眼球效应。
那么靠立法吧——此话一出,估计地球人都笑了。如果立法能约束权力,中国早就成法治社会了。现实是,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并没得到根本扭转,倒是政府部门的修辞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请看在国务院规范“三公”支出征求意见稿中,对“公务出国”所做的规定:“政府各部门不得安排无实质性内容的一般性考察和培训”——有哪一个部门会承认自己的活动是“无实质性内容”的吗?
问题似乎陷入了无解之境。不过,希望总在。它在每个中国人自己手上。上个世纪初,罗素来华时,曾经说过,中国到自由之路,需要5万名合格教师,5万名合格律师,5万名合格医生等。非常数字化,似乎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其实不然。社会进步缓慢,往往是要求进步的人群在数量上还没有取得优势的结果。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刁民”吴君亮那样,看着权力的眼睛,大声说出:拜托,请别突击花我的钱!我相信,情况一定会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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