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在老美面前表现出的“盛世繁荣”

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然而，外界要了解“文革”中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便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特殊“政治任务”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了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才最后确定。

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另外，当时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但“《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作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经“考试”把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其中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了显示“一片繁荣”，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还表扬过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递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高。据传达说，曾有人趁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这些券、票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根据工资水平是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若仔细研究，从这一纸“规定”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严密、宣传的伎俩、经济的衰败……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笔者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纸规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史料”，是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的证明，因为“无证不立”是历史学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起码要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或者说，“历史”是由“文献”形成的。遗憾的是，我现在问过许多人，竟无一人将这一纸规定保留，当然我也没有保留。细细想想，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文献”，往往就是这样丧失的；进一步说，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日常生存状态，也就是这样丧失的。

同时，对不少外宾、海外华人回国后对文革中的中国那种到处“莺歌燕舞”的热情报道，也就很可以理解了。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当时发表了有关的系列文章，在海内外影响极大。当现在有人劝他在“文集”中将这些文章重印时，他诚恳地表示，“我却愿意把它忘掉”（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把它忘掉”，虽只简单几个字，却饱含一个真诚的学人在了解实情后的沉重反思与难言的心情。然而，如今国内却很有某些“学界新锐”为“学术创新”，而将此类报道作为“文革”乃“真民主”、“经济还很繁荣”一类的论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