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孩子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小学教科书上有好几篇列宁的故事。40多年后,苏联旧事解密,才知道那些故事(《列宁在理发室》、《送给孩子们吃》等)是作家左琴科编出来的。当时他“跟不上形势”,被官方认定为落后作家,于是编创了那些列宁的故事。发表后甚至还遇到过麻烦。比如他被人告密,说他写的《列宁与卫兵》中,那个叫嚷着的“小胡子”就是影射斯大林。但那些有关领袖高尚品德的故事编得的确让我们感动过。当时我读小学,老师还常常讲领袖们少年时的各种美德,比如“毛泽东从小爱劳动”的故事,说他不但从小爱劳动,还喜欢帮助别的农民。比如下雨了,他不收自己家谷子,却帮助别人家去收。我听这样的故事,大约在1957年和1958年。

十年后,当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我插队去了农村。当我真正成了农民后,却对“毛泽东从小爱劳动”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我的疑问是:一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人会有许多从事其他职业所不具有的经验,而毛泽东1958年在农业问题上犯的几乎全是常识性错误,这就让我无法相信他亲历过农业劳动。比如,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在种地人是常识。我种地一年后,基本了解了在正常耕作状态下江南地区稻麦两季的亩产量,这以后也了解了北方的情况。

有些决策的失误不一定涉及人的立场观点,思想品格,或者是智商。大跃进刮起“浮夸风”时,从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小麦亩产1760公斤”的牛皮迅速发展到四川省郫县“水稻亩产45217.58斤”的超级牛皮,前后只有3个月的时间。毛泽东信以为真,甚至为粮食多了没地方存放而担忧———过去我们总认为,这是毛泽东身居高位,脱离群众,听信了部下的糊弄。此说自不必置疑,但我认为,作为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作为很早就懂得“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他的经历中可能有一点被大家忽略了,即,他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不是一个地道的合格的农民,他没有认真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也没有农业经验的积累。

我在插队期间多次和农民翻仓晒谷子,许多右倾“农民”告诉我,如果亩产真能有5万公斤的话,那差不多等于把高三四十厘米的打好的稻谷堆在一亩地上!这是个极简单的算法,任何只要对农业生产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可以估算出来。在1969年,我插队的第二年,贫下中农这样告诉我,原先的地主富农也这样告诉我。

当时准许我们看的读物极少,而“文革”中反复看过的一本《西行漫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的怀疑。请看斯诺《西行漫记》记载的毛泽东自述:“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责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当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大约13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这次离家不过是一次出走,后来还是劝回来了。在读了一些书以后,他又说,“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可以说,在父亲的眼里,毛泽东不是一个合格的庄稼人,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否则就没法解释他和父亲的那一次次冲突。

也许正由于不喜欢田间劳动,只想“扫天下”的“鸿鹄之志”,使毛泽东没有留心这方面的知识,而在需要运用这方面知识去思考的1958年,他终于想不起“梨子的滋味”了。

我们以前批判孔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完全可以不负责任(就是如今说孔老二懒惰不辨菽麦也无所顾忌),现在议论毛泽东少年时是否爱农业劳动,想来也不该是什么原则错误吧。我当然不会喊什么“我们再也不受骗了”,从此与谁一刀两断,我只是觉得,我们做教师的,无论如何不要把从前别人骗我们的东西再拿去骗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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