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五·七指示
荒唐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一封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有:“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同样,工人以工为主,…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同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1]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名动神州、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
倒行逆施的五七干校运动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般人大多卷入狂热的造反浪潮,无暇顾及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到1968年,无限忠于毛泽东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逐步建立,夺权斗争告一段落,“文革”转入了所谓的“斗、批、改”阶段。于是,对“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和“走资派”,到安庆县柳河劳动改造。他们在那里办了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5个月后,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办校“经验”。他们的“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特意为之做出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2]荒唐透顶的《五·七指示》,从此彻底变成祸国殃民的《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副产品是铺满荆棘的“五七道路”和有苦难言的“五七战士”。
1999年9月18日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受奖人之一的钱三强,原子弹研究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钱三强,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的核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以接近六十岁的年龄,从1969年10月到1972年4月,在陕西郃阳五七干校被监督从事原始农业体力劳动[3]。中国科学院1969年5月在湖北省潜山县建立“五七干校”。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纷纷“下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1969年底至1970年初的高峰时期,中科院有2400多人在该地参加原始农业体力劳动。[4]
在五·七干校中,有文化的人全部斯文扫地,无论是大作家巴金、大学者钱钟书,还是老革命汪道涵。其实他们还不算最惨的,据我阅读到的材料来看,活下来的人当中最惨的应该属于清华大学的胡兰芝,一家三口(自己、丈夫、儿子),在1958年放卫星记者的笔下曾经消灭了血吸虫的江西省余江县的下游,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全部得到了血吸虫病。[5]
众多被逼死在五七干校的人,比如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诗人闻捷,其悲、其痛、其惨,活下来的人们自然难于与他们相提并论。
我没有查到整个毛统区有多少倒行逆施、祸害人间的“五·七干校”,我只知道广东省建立“五·七干校”313所,下放干部16万多人。[6]
注;
[1]张晋藩、海威、初尊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9页。
[2]朱健华、郭彬蔚、李有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2—793页。
[3]葛能全:《钱三强年谱》,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4]《1997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5]胡兰芝:《与“虫”同行》,收录于《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贺梨、杨健采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346页。
[6]匡吉:《当代中国的广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下)第641页。
(原文以毛主席称呼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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