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谁打了中共最沉重的耳光？

中国大陆社会已经进入多元的、断裂的、高风险社会，每年群体性暴力抗争有几十万起。对此大陆官方如惊弓之鸟，连《国际歌》、《国歌》也成了禁歌，害怕“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推翻自封为代表的“救世主”。

深圳作家朱健国在某“企业职工教育座谈会”上，听主持者郑重透露一个“企业职工教育新动向”；某地政府为了建设“和谐社会”，防止劳资关系对立，内部下达“新纪律”，凡是有劳工、民工参加的企业集会或社会集会，一律不许播放或唱《国际歌》，特别严禁《国际歌》歌词，违者以“党纪国法”追究“破坏社会稳定”之罪。也就是说，曾经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圣歌”《国际歌》，现在已碍“稳定压倒一切”，不利于教育劳工、民工等“无产阶级”了。由于国歌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鼓励人民造反的味道，电子传媒不再把《国歌》作为前奏曲。甚至竖立在北京某处的“李闯王进北京”塑像也被悄悄拆掉。因为李自成是农民起义领袖，过去大肆歌颂，如今大陆官方神经过敏，成了威胁大陆官方统治的不安定因素。企图“永远执政”的官方当权派，已经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

但是，《国际歌》与大陆官方的关系，按辈份，是祖孙关系；按地位，是主仆关系；按职能，是狼狈关系……。共产主义侵入中华大地时，《国际歌》也随之而到。《国际歌》与大陆官方沆瀣一气后，配合得颇为默契，将中华大地搞了个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然而，曾几何时，《国际歌》便遭致大陆官方的冷遇，二者失去了昔日的热恋，渐次分生。时值今日，《国际歌》竟掉转矛头，迳直刺向了大陆官方的咽喉。惊出一身汗的大陆官方，慌忙招架，紧急传令禁止在民间再传唱《国际歌》，违者要以破坏安定团结而格杀勿论。

缘何《国际歌》要与大陆官方反目？号称盛世的当今大陆官方为何如此惧怕区区一曲旧歌？这其间似乎存在着些许奥妙。不妨先简略地查一查它们的渊源，然后再试着推究一番。

且说，在19世纪的法兰西，有个工人叫欧仁·鲍狄埃，此人虽出身工人，但也有几分才气，平素很能写几首歪诗。1830年，还在当学徒的鲍狄埃就参加了七月革命，1848年又参加了巴黎的六月起义，被称为是“勇敢的街垒斗士”。 1871年，其流氓本性使然，这厮又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暴乱，并被推举为公社委员。在五月流血的公社流氓暴乱失败后的第二天，该厮躲过了搜捕，藏匿在郊外一所老房子的阁楼上又写了首歪诗，名曰《国际歌》。于是乎，这《国际歌》便通过他的笔获得了灵魂。又17年，法国工人作曲者狄盖特为《国际歌》谱了曲，并在里尔的一次集会上指挥合唱团首次演唱。至此，这个《国际歌》就又被授予了形体。从此，它便成了徘徊于欧洲上空的那个共产幽灵的奴仆，随从。

俄国十月革命前，《国际歌》业已在俄共扎了根，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当局索性将《国际歌》封为国歌，直至1944年。其间，《国际歌》那可谓是风光显赫，即便是极端反对共产主义的德国军乐队和丘吉尔的英国政府，也不得不被迫演奏它。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他们在接待苏联国宾时只能按照外交礼节而不得不演奏对方的国歌，但实际上就是因为当时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地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以后，更是明令：各国共产党都要以《国际歌》为党歌。其后，随着共产主义向世界其它地区的不断扩散，《国际歌》也就随形如影地被带到了它所存在的各个角落。列宁自诩道：一个的共产主义者，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凭《国际歌》找到同伙。

早把《国际歌》带进中国大陆的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他于1920年旅俄途经哈尔滨，在参加苏共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会上，第一次听到此歌。1923年，他将其译成中文，刊于1923年6月的《新青年》第一期上。从此，《国际歌》便在中华大地上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可悲的是，1935年初，瞿秋白却是哼着《国际歌》而死去的，但这也可说是：恶始而恶终。再后，《国际歌》在大陆官方的作用可谓是扶摇直上，从毛泽东的那句 “国际狈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中就可窥见一斑。在中共夺取政权前，上至顶级大员，下至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小卒，统统都被《国际歌》附了体，人人都被搞得歇斯底里，个个都被弄得癫癫狂狂，噬血成性。

中共夺取政权后，越发将《国际歌》捧上了天，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使其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那时日，绝大多数的中国大陆人都成了它的俘虏，整个中华大地到处是一片癫狂：在震耳欲聋的狂歌中，革命造反派们疯狂地打、砸、抢；在震耳欲聋的狂歌中，无数的人被批判、游斗、毒打；在震耳欲聋的狂歌中，无数的人被斗倒斗臭后倒在血泊中……。那时节，《国际歌》可谓是天天播，时时放，处处歌，人人唱。似这般，被指定为共产圣歌的《国际歌》，在共产主义的操控下，浸入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它所到之处，那里的人们无不变得癫狂暴虐；它来到哪里，就会把欺骗、煽动、疯狂、恐怖、虐杀、血腥、灾难带到哪里。当然，《国际歌》的功用就是被专事用来麻醉人的，使其神魂颠倒而达到癫狂状态。它是一个在人的精神层面上从事控制和杀戮的超级杀手，其影响之甚，其破坏力之大，都远远地超越了人们目前对它的认识和想像。

然而，星转斗移，时过境迁。东欧各共产阵营纷纷解体后，世界共产老大苏共也随之灭亡。故此，使《国际歌》在人世间能存在的空间顿时锐减，大大地消减了其能量。其后，大陆官方虽然还在给它提供着生存的空间，但也只是在党会时才偶尔播放一曲，唱和一回而已，事实上，它在大陆官方那里得以存活的时空也是变得小之又小了。

可是，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又三十年河西。此前，原本行将就木的《国际歌》又渐次挺了起来。它先是在卡拉OK中得以死灰复燃，然后是在坊间被调侃般地篡改与传唱，再接下来就是各路维权大军在维权运动中高歌。近来，在北京的上访村里，在各地的维权集会上，在千千万万的民众抗争过程中，几乎都能听到《国际歌》的歌声，或窥到它的踪影。亦即，在官方暴政统治日益疯狂、百姓渐渐被逼上梁山之时，他们又将隐于记忆深处的《国际歌》翻将出来，时刻准备着唱着这首曾令他们无畏无惧的歌曲去“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除此歌之外，中国大陆老百姓实在是没有从大陆官方那里得到过任何可聊以慰籍或是激励自己去勇猛奋进的东西了。在走投无路之日，在忍无可忍之时，老百姓能想得起来的，也只有大陆官方传给他们的这首歌了。

可以说，如今的《国际歌》虽然尚未见其有何异动，但它恰似一股被高压于地壳下的岩浆，一旦寻觅到了突破口，便会凶猛地喷出地表，摧毁一切。大陆官方深知它的破坏能量有多大：“现在，就应该重唱国际歌了！”“让《国际歌》再次响起！”

昔日，《国际歌》是大陆官方手中的一个圣物，是被用来麻醉人心、煽动暴乱、鼓动嗜血用的，且百用百灵；然而，如今，这个昔日的奴婢却冲着主子杀了个回马枪。这是大陆官方所始料不及的。大陆官方岂能想得到：它在用《国际歌》改装了一批国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同时，也就造就了埋葬自己的千千万万个掘墓者。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瞿秋白是哼着《国际歌》死去的，齐奥赛斯库也是哼着《国际歌》被乱抢打死的，大陆官方每每有要人去见马克思时，都要用此歌送终。如此看来，在《国际歌》在大陆官方眼里的确不祥。

历史的发展演绎，看上去错乱纷纭，庞杂而无序，有许多事像似乎还改变了其原来的预定运行轨迹，变得今夜难料明朝事了。然而，一切的一切却又都是那般井然有序，且有规有律可循。只要人们不带有任何固有观念去客观地考察一番历史与现实，就会不难发现：万事万物虽然充满了变数，但目前的一切，又都是在朝着一个方向在飞速演变。

其实，这也就是天意。

眼下，有心者会发现：在此天象的带动下，人世间出现了诸多超出了人们对社会与历史认知范围的变化，但只要冷静地去考察一下，还是会看到个中的因果律的，虽然不甚合情，但却十分合理。就目前而言，《国际歌》与共产党刚刚拉开帷幕的这场同室操戈戏，便是近在眼前之一例。智者，可通过对诸如此类事像的细心观察，看出许多门道。

今天重唱《国际歌》，是否会“破坏社会稳定”？反复重读歌词——《国际歌》的核心就是斗争——“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就是复仇——“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元论”“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如此“一元化”思想，的确与今天旨在顺应“全球化”“多元化”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阶级斗争”时代的《国际歌》，求之不得的是“天下大乱”，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就是要破坏一切“旧秩序”。一些“文化低，委屈多”，倍受不公正待遇的民工，一些被骗惨死的矿难工人的家属，有可能被《国际歌》激动得失去“理智”。

但是，官方是否因此就有权禁唱《国际歌》呢？首先，此举是法盲在违宪。宪法规定中国大陆公民皆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岂可禁止公民唱“共产主义经典”《国际歌》？不要说《国际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倡导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写的歌，政府也无权禁止。其次，此举是无效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中国大陆的事总是越禁越流行。本来很多人已淡忘《国际歌》，一禁止，反而争相“红色旅游”，“温故知新”，变着法子用“短信”“QQ”“FLASH”网络动画大加传唱。到网上搜索，一首新编《买房国际歌》将《国际歌》词改写为购房者的维权要求，沿用《国际歌》的激昂老谱－－正在如“老鼠爱大米”一样火爆流行，许多购房业主正唱得如醉如痴：“起来，已经买房的人们/起来，准备买房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好房而斗争!/商人们个个油头滑脸/买房的人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弱势无助/我们要做家园的主人!/这是正义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信息对称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正义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官府/要创造我们的幸福/全靠大家团结斗争/……”

禁忌《国际歌》与“大话”《国际歌》事件，其实是给人们敲响一声警钟，也是给中国大陆意识形态一记最沉重耳光：仅仅提出一个“和谐社会”的好口号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相应的新哲学理论。如果关于“阶级斗争”那一套老主义老理论及其相关意识形态不修正不重建，不在全社会树立“共生”新哲学，“和谐社会”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理论基础的口号，无异于空话、废话，甚至沦为骗局。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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